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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外籍专家广中智之博士教学、科研双喜临门

       今年是人文学院和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共同聘请的日本籍西域史研究专家广中智之(Hironaka Tomoyuki)博士在我校任教的第三个年头。他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的杰出贡献,使他连续在自治区获得了“中国天山奖”和国家重大社科项目《新疆通史》基础项目的立项。“中国天山奖”是自治区人民政府为表彰在我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外国专家而设立的奖项。广中智之博士自2005年9月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推荐来我校人文学院从事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短短的三年时间中,广中老师先后为中文和历史两系的本科生开设了中国考古通论、新疆考古通论、新疆石窟艺术等课程,给研究生开设了新疆考古、西域古典文献研究等课程。他还积极参与我校重点文科基地“西域文史研究中心”的学科发展和博士点的申报工作,2008年7月我校特聘任广中智之博士担任人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方向的硕士生导师。鉴于其对我区教育事业上的无私贡献,广中智之博士在自治区人民政府举办的“2008年国庆外国专家招待会”上,荣获了2008年“中国天山奖”。(图1:广中智之博士在“国庆外国专家招待会”上,荣获2008年“中国天山奖”)

 

     《新疆通史》是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全国社科规划办立项的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是自治区文化建设的一项奠基工程。《新疆通史》工程浩大,包括三大部分:主体工程、基础工程、辅助工程。广中智之博士申报的《汉唐于阗佛教研究》项目在刚刚下达的2008年度计划中获得立项(XJTSB063),这是我校今年唯一获得《新疆通史》基础项目的科研课题。广中智之博士先后在日本的创价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学习。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因此他的西域研究,是在广泛吸取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文献材料与考古出土实物材料结合起来,从事更深入的探讨。他的《汉唐于阗佛教研究》这样展开研究思路:佛教从印度向中国的传播是和西域分不开的,而于阗是西域南道的最大王国,因此,研究于阗的佛教史,其意义不仅在于澄清于阗历史本身的一些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于阗佛教史的探讨,弄清中国佛教的一些源流问题。(图2:广中智之在和田热瓦克遗址考察)
广中智之博士此次获得“中国天山奖”,是对他不懈努力和认真工作的肯定。广中智之博士表示要继续做好工作,不断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也期待着他在新疆师范大学随后的校园生活中,完成西域研究的科研项目。
(西域文史研究中心供稿,2008/12/13)
 
附:
日本学者广中智之博士的西域情结
刘振伟
     见到广中智之博士的时候,他刚从日本国返回新疆不久。这次去日本,主要是参加同学会,但是也没有忘了宣讲学问。2008年4月29日,他在母校——日本的创价大学做了题为《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的现状》的讲演,引起了新一批创价大学学生的兴趣。
     2008年,是广中到中国的第11个年头。在新疆,他也已默默耕耘了3年。
     广中智之1969年出生在日本山口县。山口县位于本州的最西部,三面环海。北面是日本海,西面是乡滩海,南面是濑户内海。在内陆有日本最大的喀斯特高原、著名的钟乳石岩洞和有着原始森林的国家自然公园。不仅如此,山口县曾经与朝鲜半岛相连而通向大陆。随着朝鲜海峡形成、日本成为岛国以后,大陆文化仍然是通过山口县传播到日本各地。因此,山口县从古代起就既是日本国内的交通要道,也是与亚洲大陆积极进行各种文化交流往来、吸收当时亚洲大陆很多先进文化的主要地区,曾一度被誉为“西部京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口县西部的长州还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祥地。广中就是在这样的自然、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广中的父亲是初中毕业的工人,广中的母亲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由于家贫的缘故,他的母亲上不起大学。但她对中国的历史、考古却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她当时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考古学者。这对幼年的广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因此迷上了中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
      但是,广中对西域的历史产生兴趣并喜欢上西域,却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1988年,广中被日本创价大学录取,开始了他的本科生涯。创价大学的创办人是池田大作先生,他对中日友好事业的推进也是不遗余力。1968年9月8日在创价学会第一届学生大会上,他公开提倡:为实现世界和平,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国应为中国准备适当的席位,使之登上国际论坛;广泛推进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池田先生也曾多次与中国历代领导人会面:他曾在1974年12月5日第二次访华时,应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在北京与总理见面会谈,此后还陆续会晤过邓小平、江泽民与现任胡锦涛总书记及温家宝总理。他与新疆的关系也是如此密切:1994年他被聘为新疆大学的名誉教授、自治区博物馆以及新疆丝绸之路摄影协会的名誉研究员;1996年被聘为新疆大学的名誉校长;1997年担任新疆艺术学院的名誉院长。此外,还先后担任吐鲁番博物馆的名誉馆长,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高级名誉研究员,以及和田、喀什的名誉市民和库车的名誉县民。
      池田大作先生曾经跟英国著名的历史学泰斗汤因比(A. J. Toynbee)博士进行过对话(此对话录的中文版名《展望二十一世纪》,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在这一对话录中,有一个给中国学界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汤因比博士说:如果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出生,他希望是“生为印度的鸟”;如果必须出生为人的话,他说:“我希望出生在中国。”因为他感到中国对全人类的未来将会起重要的作用。他表示希望为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努力争取使世界的潮流从以物质为中心的方向朝着以精神为中心的方向转变。池田先生还问他:“反顾历史,博士愿意出生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汤因比回答:“愿意出生在公元后不久的新疆。”他进一步解释:“我希望出生在成为许多异民族、异文化互相汇合、互相接触的交结点的国家。所以我要选择公元开始后不久的新疆。那时候,大乘佛教已从印度经新疆传到了东亚。而且在中亚的这一地区,当时印度文明、佛教、希腊文明、伊朗文明和中国文明等都汇经合流。我希望能在这样的场面承担一个角色。”池田大作也一直对丝绸之路充满了兴趣,在“创价大学设立构想”(1969.5.3/1970.5.3)中谈到大学的理念,便提到“到丝绸之路的学术调查团的派遣”。他也真的这样做了:广中的硕士导师加藤九祚先生就曾三次担任“创价大学·丝绸之路调查团”的队长;退休后,还在中亚地区从事发掘工作,直到现在。
      这两个人对广中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多年以后回忆起往事,广中也不免兴奋:“当时池田大作先生对丝绸之路进行研究的提法,确实深深地鼓舞了我!”而从广中1995年3月获文学硕士学位的有关“月氏”的论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广中在加藤九祚教授的引导下,一步步迈向西域的身影。池田大作先生数次对创价大学的学生讲过:“大学,是为了上不起大学的人而存在的。”难道,母亲上不起大学的、后来专门学新疆考古的广中,不是天赐的创价大学的学生吗?
      1990年广中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先坐船到上海,然后坐火车硬座到西安的,但实际上24小时一直没能坐上座位!很多日本学生来到中国旅游,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开始并不是很好,何况坐24小时的硬座呢!不仅如此,他在坐船时已经得病,坐硬座时病情更严重了,而且他从西安坐飞机赶回上海后,那里还下着雨……。很奇怪的是,日本学生回到日本之后,普遍却会慢慢怀念中国的经历,广中也是如此。他最忘不了的事是在下雨的上海大学校园里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帮他一起找宾馆。所以他对自己第一次来中国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他每次去上海的时候,都要去看望那时帮忙的那位大学生和他的父母。
      1993年冬天,刚刚考上研究生的广中只身一人又来到中国。这一回他第一次到了新疆。这次是先坐船到上海,然后还是坐火车硬座到乌鲁木齐,整整80个小时!不过这次有了座位,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但当时的新疆旅游,根本没有铁路和沙漠公路,只能坐颠簸的长途汽车。他先欣赏乌鲁木齐的冬天,然后去库车,参观了克孜尔石窟和苏巴什佛寺遗址。那时他的最后目的地就是喀什与和田。他在库车长途汽车站中途乘车到喀什,有几个钟头一直站着,直到后来有位很可爱的维吾尔族小朋友示意他有空的座位。这个维吾尔族小朋友很有意思,他问广中,“你是哪国人?”广中回答说,“我是日本人。”但小朋友没什么反应,他以为他的发音不准确,其实小朋友根本不知道日本这个远东的岛国。广中本来对维吾尔族人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因为日本人和维吾尔族都是阿尔泰语系的民族。那时由于他好几天没有刮胡子的缘故,所以不久那个维族小朋友还问他:“你是阿富汗人吗?”这句话,对日本南方人的广中来讲,是一种“打击”……。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广中自己也不禁笑了起来。到喀什后,也遇到了麻烦——车是凌晨4点左右到的,他本想躺在一个宾馆的客厅沙发上等待天亮,但当地的保安把他赶出去,他只好转了转没有人影的喀什街道,天亮以后就匆匆忙忙地坐上了去和田的汽车。到了和田,他的心情变得非常好,但是他没有想到那天就是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各个单位都放假了。所以,他未能如预期的那样参观和田的博物馆,他本来想坐的到乌鲁木齐的飞机也不起飞了,只能乘坐汽车原路返回,共用了4天4夜!这次新疆之旅,对于广中而言,实在不是一次美妙的经历。
      然而他回到日本以后,脑子里却怎么也忘不了新疆的景象,这里竟成了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忍受不了这种相思的折磨,于是毅然决定:再去新疆!这个决定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从1995年到1997年,他花了两年时间打工,攒足了盘缠,然后来到新疆大学留学。
      从此,广中与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过在新疆大学两年的刻苦学习,广中于1999年9月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历史学家、西域研究的大家荣新江教授,并在2003年6月通过了题为《汉唐于阗佛教发展与流变——以传世文献和出土写本为中心》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北京的日子里,广中是在不断搬迁中度过的,他很幽默地说:“我以前没怎么喜欢过北京这个大城市,在北京的六年之间,我搬家了7次之多呀!每次搬家我都很郁闷。……我曾自嘲是‘搬家王’,实际上是个浪人!再后来我做博士后的时候,特意在名片里写博士后‘流动站’这三个字,很好地表示了我当时的真正身份,有的日本朋友看了以后很快就明白了我的含义。”在此期间,他遭遇“非典(SARS)”,尽管刚开始的时候,他有点慌乱,但过了一段时间就稳定下来。他自己也很奇怪,当时居然没有产生回国避难的念头,并一直呆在北京准备博士论文的答辩。那时,餐厅基本上都关了,学校也是,但非常安静。广中说:“这个时候我反而感觉重新欣赏了北京的‘太平治世’,因为该走的外人都走了。那时,在北京的每个小区里羽毛球特别流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玩羽毛球,很可惜我忙着准备答辩,没时间玩。”
     这几年里,他由于学术的兴趣,以及对新疆了解的逐步深入,变得越来越喜欢新疆这片土地。于是,想在新疆定居的想法油然而生。正在这时,他认识了当时也在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新疆师范大学教师朱玉麒博士。由于性情相投,他们达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当他透露出想到新疆工作、定居的想法时,立即得到了朱老师的赞同与支持。但朱老师劝广中还是在北京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之后再到新疆工作。广中深以为然,博士毕业后,他又申请进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隋唐考古方向),在著名考古学家、合作导师齐东方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唐代长安与西域历史的研究,2005年7月出站。
      在这期间,朱玉麒老师也上下奔走,全力玉成广中到新疆师范大学任教一事。当朱老师向新疆师范大学校长阿扎提·苏里坦教授汇报时,同为学者的阿校长立即敏锐地感觉到广中此来对新疆学科发展和教育事业不同寻常的意义,也全力支持。就在师范大学上下对广中的到来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此事却在外事处产生小小的波折。原来,新疆高校虽然历来均有外籍专家前来任职,但均是短期的外聘。像广中这样提出要在新疆师范大学任教、并成为新疆师范大学长期在编在岗教师的事例,在自治区人事厅还是首次碰到。鉴于没有先例,最后外事处建议:广中依然按外籍专家任聘的方法,每年签约,在新疆师范大学任教。
       从2005年9月起,广中智之以外籍专家的身份加盟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和西域研究中心,从事西域考古与历史的研究,同时担任历史、中文两系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专业课程教授。尽管此时广中的汉语还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与同事、学生之间的交流还不是那么顺畅,但是几经接触之后,广中便以其认真、踏实、严谨的学风受到了两系师生的广泛认同和赞誉。同学们很快就发现,上广中的课必须要认真对待,因为广中本人对上课是绝对的一丝不苟。每讲一个问题,他都力求讲得深入、透彻,并讲究实证。他的每节课,几乎都带着一摞相关问题的参考书。我们不难想见,对于一个使用汉语并不是轻车熟路的外国人而言,甚至有时他的教授对象同样也是不以汉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同学来说,他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然而,包括民族同学在内的历史系的学生们开始越来越喜欢上广中老师的课。据他们反映:在广中老师的课上,他们能够得到更大量、也更为集中的信息量和知识量,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在短短三年的时间中,广中先后为中文和历史两系的本科生开设了中国考古通论、新疆考古通论、新疆石窟寺艺术等课程,给研究生开设了新疆考古、西域古文献研究等课程。
       系里的同事们也越来越喜欢广中了。因为他不仅学问功底扎实,为人谦虚好学,而且乐于助人。我们知道,日本关于西域学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西域某些问题的研究,至今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广中的到来,为我们了解日本学者的西域研究,提供了诸多的方便:他本人一直从事西域古代史方面的研究工作,现兼为创价大学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1993年,他曾随同加藤九祚教授参加创价大学“第三次丝绸之路调查团”,参予了乌兹别克斯坦的达尔弗津-达坂(Dal’verzhine-Tepa)遗址的发掘,同时还作了中亚地区佛教遗址的实地考察,如阿克别希姆遗址(Ak-Beshim),这里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碎叶的所在地,也是中国伟大的诗人李白的出生地。1997年3月到1999年6月,广中在新疆大学留学期间,曾与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博物馆、新疆考古研究所、龟兹石窟研究所等专家进行交流(报告发表在创价大学《丝绸之路研究》创刊号,1998年)。那时他也跟新疆师范大学的侯灿教授见面,并接受这位楼兰考古专家的邀请,把日本学者片山章雄的《李柏文书的出土地》一文翻译成了中文(《新疆文物》1998年第4期,与侯先生的儿子合作)。谁知这成为他的长期的、大量的翻译工作的开头。他来新疆工作后的第一本翻译著作是《丝绸之路·新疆佛教艺术》(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这个非常辛苦的翻译工作,他没有要求报酬,而且亲自去排版公司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当时他的电脑坏了,只能天天在网吧熬夜输入。这种龟兹石窟壁画中本生故事般的工作态度以及准确的语言表达,让作者深受感动,新出的《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便直接请广中博士担任了日文的翻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
      由于他工作认真,又是个不善于拒绝别人的人,而他对有关西域研究的中、日、英文文献又颇为熟悉,当同事向他请教相关问题,尤其是涉及到日文著作的时候,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所以校内校外,他接手给别人帮忙的翻译工作越来越多,影响了他本身的日常生活。他在某一段时间里根本不带手机,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当然,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说实在的,中国出版的日译书,有的质量非常差,甚至有很多排错。来中国的日本旅客看到了以后,有的很嘲笑,而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这种情况。我对这种情况倒是很发愁。”
      广中在新疆的这几年,对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许多的贡献。例如他及时把中国学者的西域研究状况传到日本国内,又把日本的相关研究信息与同事共享。他成了新疆学界沟通中日文化的桥梁!目前他也正在利用业余时间为新疆学者出版的《龟兹造像》一书从事日语翻译。总之,有关中日友好、促进中国文化在日本影响的事业,无论大小,都可以看到广中博士忙碌的身影。他不断从事着双语的翻译工作,中译代表作有仓石武四郎撰《留学回忆录》(收入荣新江、朱玉麒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森安孝夫等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新疆部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他自己的西域研究,是在广泛吸取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把文献材料与考古出土实物材料结合起来,从事更深入的探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和田约特干出土猴子骑马俑与猴子骑驼俑源流考》(《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求法僧眼中的于阗佛教(三至六世纪):兼及和田出土佛教写本》(《西域文史》第二辑,2007年),都充分利用了西文、日文和中文文献。
       以广中的履历和能力,要在中国国内的大学里谋取一份职业,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然而,他最后选择了新疆师范大学,在这里驻扎下来,并希望永远留在新疆,成为新疆师范大学教职员工中的一员。在这些年很多高层次人才“孔雀东南飞”、陆续离开新疆到内地或者海外发展的情形下,广中的行为显得尤为突兀和引人深思。笔者曾就这方面的问题问过广中,他的回答很坦率:“学中国史的学生在日本,很难找到工作。我热爱新疆,因为这个地方干燥,气候宜人,很少人问我‘在日本,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多少钱’之类的话,生活压力也不大。这里的人们非常友善,学生也很尊重老师。而这几年来,新疆师范大学逐渐形成了较有特色的西域研究的团队,以及很好的学术氛围。这些,都是我决定留在新疆师范大学的理由……”
       新疆师范大学给予了广中博士很好的居室和工作环境,在他的室内,回荡着西洋交响乐,而满桌满架的书,却都指向西域的研究。我不知道这个离家万里、孑然一身的日本学者的心胸,究竟有多么的宽广!问到他的将来,广中告诉我:他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所有积累在日本的藏书搬到乌鲁木齐的家中,像汤因比所渴望的那样,在新疆定居下来。
       我们衷心地祝愿他能够早日达成心愿,为新疆的学术发展,为中日的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广中智之博士在和田考察:

 

                 (本文原载《新疆教工》2008年第4期,作者为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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