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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的地理环境及多民族文化特色

田卫疆

古代西域,地处祖国西北边疆,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地缘战略位置颇为重要;她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还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文化艺术遗产尤显丰盛的地区。倚赖其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沐浴着东风西雨,裹挟着旷古不断的多元文化遗风,西域的多民族文化呈现出多源发生、多维发展的显著特点。西域文化不仅在历史上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还是今天我国西北地区多民族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艺术面貌之源泉。

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交流是一个内容复杂的过程,作为具有鲜明的东西文化融汇特点的西域文化形态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的区域文化历史进程的深入探索,我们显然是不能够将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因素排斥在观察视野之外。众所周知,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异,以及特征的形成,既是人们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也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因素和影响密不可分。

“西域”,一般概指古代中国的西部地域,其地理范围向有所谓“泛指”和“狭指”之分。按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中之记载:此间之西域地理范围当“东则接汉,扼以玉关、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时人常将此称为历史上西域地理的“狭指”。其大致范围也就是今天的敦煌以西,包括新疆在内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方和葱岭地区,其南部限以喀喇昆仑山北麓,北达准噶尔盆地北缘一带地区。但是,魏晋南北朝和之后的隋唐、元朝时期,以及清朝统一新疆之初的西域范围则较汉代大的多,例如,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记》中之内容除了今天的新疆外,主要还是指今新疆以西广阔的中亚和西亚等地区。至于元明时期汉文献中的所谓西域地理范围所指西部到达东欧,西南则连西藏都包括在内。这里的西域范围应当就是所谓“泛指”。由此不难知道,汉文文献记载中的西域地理范围,在历史上随着不同时代情况的或大或小地有所变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查考清人撰写的《西域图志》,尚知当时的所谓西域地理范围是“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自喀尔喀(蒙古),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番藏(青海、西藏),轮广二万余里”。其地理所指大致也是今天的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范围几同汉代西域疆域。所以,我们这里所指的“西域”范围仍以清人所指地理范围为是,亦即所谓狭指“西域”。

在这个所谓狭指的“西域”范围中,她的地理地貌和生态环境具有什么显要特征,这些自然环境特点对于西域多民族文化之形成和发展过程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和作用?

从地理地貌特点来看,西域地区广袤辽阔,自然环境异常复杂,其境内高山盆地相间,草原和沙漠并存。境内由北至南依次分布的天山、阿尔泰山和昆仑山强烈隆起,形成南部的塔里木、北部准噶尔两大封闭盆地,即通称的所谓“三山夹两盆”。

在这其中,巍峨高大的阿尔泰山脉分布于额尔齐斯河以北,呈西北至东南走向。山体宽大的天山横亘新疆中部,将准噶尔、塔里木两大盆地隔开。南部昆仑山系自西向东分布着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准噶尔盆地位于天山、阿尔泰山之间,呈不等边三角形,东西长850公里,南北宽380公里,面积18万多平方公里。盆地东高西低,平均海拔550米。盆地内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面积为4.88万平方公里,为中国第二大沙漠。塔里木盆地位于天山山系与昆仑山山系之间,呈菱形,面积40多万平方公里。盆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盆地内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为33.7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里木盆地为全封闭型内陆盆地,仅东部有宽约数十公里的通道连接河西走廊,既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又是现代交通的重要通道。如此则使西域与外部的交往联系自有史以来就具有天然的东倾性。

“三山夹两盆”的地理地貌环境使西域大地四周高山环绕,深居亚欧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形成一个环境封闭的特殊地理单元,同时因为内部高山与盆地落差的悬殊,以及地理分布的不同还构成其南、北部之间气候、水文和生态环境的极大差别。例如,横亘在西域中部的天山山脉使新疆大地形成地理特征和经济生活遽然相异的南、北两大部分;位于昆仑山与天山之间的塔里木盆地因为周围山地形成的河流不能流到海洋,都被封闭在盆地内部,其最终归宿只能是罗布泊洼地,这种环境的封闭性还反映在山脉内部的山间盆地,不少山间盆地内的河流不能流出山口,也只能归宿于山间内部的低洼地区,同时该地区由于西边有帕米尔高原、南部有昆仑山系阻隔,故西风气流很难进入,导致南部地区气候较为温暖干燥;但是位居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区情况却不同,该盆地北部的额尔齐斯河能流到北冰洋,属于外流水系。因为其西部有较多山口与向西开放的河谷,易于接受盛行西风气流,致使该地区气候比较温和和湿润。

受这一特殊的地理地貌和气候条件的影响,不仅使西域南、北部分地域气候差异显著,天山北麓年降水比南疆丰富得多,而天山南麓冬季比北疆暖和得多。这种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差异还构筑了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两地截然不同的生产生活发展景观,孕育并产生了别具特色的西域多民族历史文化。

崇山峻岭、戈壁荒漠,这些严峻的自然条件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无疑是影响人们生产生活和交流来往的巨大阻隔障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无视或者低估这些自然环境条件对于人们经济或社会活动的不利作用,是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的。直到今天,这些自然因素依然是威胁着当地住居民的生存和安危[1]。然而,西域各族却不断地克服这些地理障碍和不利因素,以空前的创造力和辛勤劳动追求着自身与环境的共同和谐发展,创造了与西域的自然环境相适宜的独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

天山北麓自古就是草原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域,主要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经济为主,以此为基础,产生了浓郁的草原游牧文化;而南麓各地则是农耕民族活动的地区,其生产生活方式自古就具有绿洲经济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别具特色的绿洲农耕文化。西域地区这种多民族文化的特点经过岁月的磨砺和演化,日益完善,更加丰富多彩,一直深刻地影响到今天。

天山北部地区气候相对湿润,分布着呈片状的适于牧放牛羊的茂密草场,亘古至今都是草原游牧民族游弋活动的大舞台,从秦汉时期的塞人、乌孙、大月氏、匈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厌哒、悦般、高车、柔然,从隋唐时期的突厥、回鹘和葛逻绿,到元明时期的契丹、蒙古、卫拉特蒙古,一直至清朝的准噶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族等,他们“随畜逐草”,过着“穹庐为室兮旃为樯,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生活[2],故被称为“行国”。迅猛强悍的游牧部落随着其经济和军事的需要,若大海的波涛,一波波地进入这里,倏忽地又因为其他各种因素而离开此地远迁它方。游牧民族勇猛、好客,重视友情,具有极为罕见的吃苦耐劳精神,这些特点沉淀为丰厚的游牧文化遗产,并为后来者所继承和发展。草原游牧文化不谓不是西域文化重要的类型之一。

天山南麓各地则是另一番人文生态景象,在苍茫无边的戈壁沙海中,仰仗着周邻高山峻岭上积雪融水所积蓄的多条河流的灌溉,在诸山脉的山前地带或旁近河流地区,形成诸多点状的大小不一的绿洲平原,生活着勤劳勇敢的农耕民族群落,他们往往都是以某个宗族或民族集团为聚居区,每一个绿洲就是一个封闭的单独的小社会单元,有着自己独特的农耕定居民族的经济文化传统。我国汉代史书中所描述的所谓西域“三十六国”大多数都是指这些绿洲地点。绿洲经济活动具有先天的封闭与开放兼而有之的显著特征,其文化表现形式上既有一些农耕民族共有的文化特点,又因为特殊的生态环境而具备绿洲农耕文化的个性特点。例如,同样重视农业水利灌溉事业,绿洲农业对于水利灌溉事业的管理是一种动态的管理,内地农业区对水利灌溉事业则是静态的管理方式。这是由于前者水源采自高山冰雪融水,后者则来源于天上降雨。敏感而脆弱,主观与客观、传统而开放的有机结合应是西域绿洲农业文化的主要特点。

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与此适合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着当地人们的文化形态,也使西域的游牧经济文化与绿洲农耕文化之间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差异,无论是物质文化层次上,还是表现在精神文化层面上都是如此。但是人类文化的共同性依然超过了其差异性,也正是这种差异使人们急切地渴望彼此间的交流和对话。

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分析,西域的地理区位特点也对其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西域位处欧亚大陆腹地,周邻受到古代世界著名的几大文明区域(以帕米尔高原为界,东部是古代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是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与西域一山相隔的昆仑山南部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文明)的强烈辐射影响,政治上的利益诉求和经济上的互通有无,以及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极大地提升了西域地区在东西方交流过程中的地缘战略地位,以中原地区的丝绸贸易为标志繁兴起来的贯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著名的“丝绸之路”起源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吸引和对彼此互通有无的交流的强烈渴望。在古代航海贸易大规模兴起之前,历史选择了以陆路交通进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在“丝绸之路”通道中,西域地区的草原牧放点和绿洲地带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成为交通枢纽,还是东西方各种物流、人流的集散地。史实表明,此时的西域已经成为东西方之间,以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和南部农耕民族间交往迁徙流动的大舞台。西方塞人的东进,东方月氏、乌孙人的西迁,以及漠北高原匈奴、突厥、回鹘、蒙古人的南下,在天山南北广阔的土地上演绎了一幅多姿多彩的雄奇悲壮的历史画卷。这种网络形状的多部落的交往迁徙,多种族的融合再生,以及多种文化的汇融激荡,不仅使新疆成为众多民族聚居生活的故乡,还使其变为古代中国、希腊、印度和阿拉伯文明交流影响的通道和汇聚点。季羡林先生说:“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范围最广泛、自成影响而又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化只有四个,那就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再没有第五个了,诚然这个文化交汇之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3]显然,古代西域文化具有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融会的人文背景。西域各地考古发现的萨满教、祆教、摩尼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遗迹,还有先后在西域出土的各地曾流行过的塞语、于阗文、吐火罗文、汉文、粟特文、吐蕃文、突厥文、回鹘文、阿拉伯文等文书残卷,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中原诸王朝对于“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地的联系据现有典籍和考古文物披露,可上溯至先秦时期以前。公元前138年西汉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凿开了连接中国与中亚、西南亚和印度北部的陆上交通的通道,这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史上的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中央政府建立西域都护府,开始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此后历代中央政府基本维持着对于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政治上的统一管理与因俗施治的治边政策,不仅维护了西域地区的社会稳定,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发展,还有效地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这些都为西域多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前提条件。

东西方诸多种族和族群在这里的迁徙滞留活动,以及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不只丰富了西域种族、民族的血统成分,还使西域各族的文化形式、内涵更为绚丽多彩。由此可知,所谓“西域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东西方文化视野为语境,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和多维发展的地域文化。融合性、开放性、变异性应是西域多民族文化的显著特点。

一方热土孕育一个地方色彩斑斓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西域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区位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导致自古以来西域多民族分布格局与各地诸民族之间截然相异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养育西域多民族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的重要外部条件。就内因而言,在西域多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活动和聚居在该地区的各个民族都为之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张广达:《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同作者:《西域史地丛稿初编》379页,1995年。

[2]《汉书·西域传》。

[3]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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