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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日记》作者及相关人事考

朱玉麒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行程日记》一卷三十八叶,记载了一个官员从同治三年(1864正月初一八月十九日由叶尔羌(今新疆莎车)经草地到达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旧城)的行程。该卷日记今有《历代日记丛钞》影印本[1]。稿本无署名,《历代日记丛钞提要》未能考知其作者,亦作“佚名”处理[2]

一 日记作者考

今考此行程日记,记载作者从南疆叶尔羌启程,行经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吐鲁番、迪化(今乌鲁木齐)、古城(今奇台)等地,最后穿越蒙古草地,到达归化城,均受到当地长官隆重接待,亦当系朝廷要吏。据查《清实录》等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其作者为时任叶尔羌参赞大臣的景廉。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同治朝卷》“同治三年五月壬寅”条记载:“谕内阁,奎栋奏‘叶尔羌参赞大臣景廉,于正月初四日起程,进口就医,顺道回旗’等语。览奏实堪诧异。前据常清奏,景廉因病咨请开缺,当经降旨赏假一个月调理,毋庸开缺;并据景廉自行陈请开缺,亦经批示赏假调理。景廉如果病势沈重,亦应再行具折陈请,静候谕旨遵行。乃于发折后迫不及待,径自交卸,起程进口,殊属轻率。”[3]考《行程日记》于正月初三日记:“面交长章京奉到廷寄十件、军机咨文一件、封奏二件、片一件,……前任英参赞奏折一件、廷寄一件。”初四日记载:“初四日。午初起程。托大人送至税厅。阖城文武官书办等送。”以上初三日交卸、初四日起程的记载,正与《清实录》所述叶尔羌参赞大臣景廉启程进口的情形吻合。又据正月初一日记载:“夜左右胁刺痛,竟夜未能安枕。”及途经乌鲁木齐的三月初八日“腰胁疼痛,勉强写对联数付”、初九日“恒诗舲约郭四爷来看病”,到达归化城后的八月十四日“请松佐领看病”云云,均可证作者病情不轻,而与《清实录》记载的景廉“因病咨请开缺”要求“进口就医”的情形相同。

又据同书“同治三年十月癸巳”条记载:“谕内阁:前因常清奏,叶尔羌参赞大臣景廉因病咨请开缺,曾经赏假一个月调理;嗣据奎栋奏,景廉已于拜折后起程进口。当以该大臣并不静候谕旨,擅自交卸起程,降旨严行申饬,仍令迅速折回本任。景廉于行抵归化后,又经德勒克多尔济代为陈请,复行赏假一月,饬令病势稍愈,即行折回。”[4]而《行程日记》所载作者正是由古城出发经由草地,于八月十一日“至归化城”、十四日“差人至将军衙门递呈请代赏假调理”。其时驻呼和浩特新城之绥远城将军即德勒克多尔济[5]。据此亦可见《行程日记》作者抵达地点、人事与景廉进口后情形完全切合。

景廉(18241885),字秋坪。颜扎氏,满洲正黄旗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由编修五迁至内阁学士。八年,授伊犁参赞大臣,次年十月到任。十一年,阿克苏办事大臣绵性、叶尔羌参赞大巨英蕴先后以贪暴被劾,命景廉往鞫。同治元年四月,迁叶尔羌参赞大臣。三年,以擅行离任革职,发往都兴阿军营效力。五年,阿古柏乱起,以头等侍卫充哈密帮办大臣。十三年,又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令统帅各部共击阿古柏匪帮。光绪元年(1875)内迁,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等职。十一年,卒于官。其生平事迹见李慈铭《景廉神道碑》(《越缦堂文集》卷八),《清史稿》卷四三九,《清史列传》卷五三、卷五八。

景廉曾于咸丰十一年八月由伊犁起程,翻越木札特达坂,十八日后到达阿克苏。所著《冰岭纪程》和诗集《度岭吟》,稿本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而有同治初刻、光绪重刻本行世,是清代西域文史研究的名篇。《行程日记》的发现,使我们对清代西域更多重要史料的重新出现有了期待。而日记本身的价值,不惟可与《冰岭纪程》同观,了解到景廉第一次任职西域时期往返南北疆的行程;更重要的是,它还为清代晚期西域历史上最关键的年头——同治三年南北疆大部分地区的交通、人事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实录。

二、关键人物考

同治三年,是新疆的多事之秋:五月开始从库车蔓延全疆的民变,使各地清军统治纷纷失守,造成空前的政局动荡;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在当年签订,使中国西北边疆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丧失异域;当年年末和来年,浩罕军官阿古柏乘边境空虚,入侵南疆,带来了长达十多年的西北边疆危机。伊犁将军管辖的天山南北军政体制被彻底打乱,包括交通在内的一应规章制度也相继崩溃。《行程日记》作者在民变发生的前夕,记载了沿途台站的道路长短及官府迎来送往的情况,是目前所知从南疆返回北疆的线路最为详细的实录,也是清代新疆在伊犁将军管辖时期交通体系最后的记载。

作为一种日记体裁,《行程日记》对于行程中人事交往的详细记载,是其特色。在目前所知比较少的南疆行程记中,对比倭仁《莎车行纪》(咸丰元年,1851)、王廷襄《叶柝纪程》(光绪十八年,1892)可知:后二种行程记虽然也对里程、环境及各地沿革有所描写,但于迎送的人事却基本不涉;而景廉的《行程日记》,却对沿途的迎送情况给予了密切关注,为我们了解晚清新疆的官员活动和军台实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资料。

据笔者统计:在《行程日记》中,从正月初一到六月初四日,作者在新疆境内所记交往的人物,多达110位;六月初五日进入蒙古境内之后,多为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所记15人,途中所遇官员仅冯焌光一人,馀多系到达目的地归化城后所交往。

《行程日记》中往来的人物,大概多为作者所熟知,只是为了将来查检方便,因此在日记中提及,仅记有其姓氏、官衔。但为作者始料不及的是,其中许多官场人物的命运却与同治三年的新疆动乱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动乱中丧命。这里的记载,为我们了解动乱前夕这些官员在新疆的日常生活情况,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内容。兹不避烦琐,据相关史料,将其中关键人物略做考证如下(括号中月日为其在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时间):

奎参赞(正月初一日):奎栋,字辅廷,时署叶尔羌参赞大臣,同治三年十月民变中,叶尔羌陷落,被杀。

托帮办(正月初一日):托克托布,时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同治三年五月,任英吉沙尔领队大臣。四年三月,城陷,被杀。

英参赞(正月初三日):英蕴,叶尔羌参赞大臣,同治元年革职。

英城文少君(正月初三日):署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文艺之子。文艺由乌什帮办大臣降调英吉沙尔,同治三年五月因病回旗调理,途经库车,城陷,被杀。

和阗庆大人(正月初三日):庆英,时署和阗办事大臣。同年十月,城陷,死难。

穆特恩(正月初三日):即穆特恩泰,时任喀什噶尔换防总兵。

阿克苏富大人(正月十六日):即富珠哩,一作福珠哩。时任阿克苏办事大臣。同治三年五月,阿克苏陷落,自杀。

萨大人(正月廿八日):萨凌阿,咸丰十一年七月由伊犁总管赏副都统衔,任库车办事大臣。同治三年五月,库车陷落,被杀。

喀尔沙拉依大人(二月初六日):喀尔沙拉,即喀喇沙尔(今焉耆)。依大人,依奇哩,时任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同年五月,城陷,被杀。

平都统(二月十七日):平瑞,字祥斋,一字蔼如,或作霭如。那拉氏,满洲正黄旗人。咸丰十一年授乌鲁木齐都统。同治三年九月,城陷,自焚。

常将军(二月十七日):伊犁将军常清,字靖亭。宗室,满洲镶蓝旗人。咸丰十年,再授伊犁将军。同治三年十月革职。五年,城陷,被杀。

荣署领队(二月廿五日):荣庆,署吐鲁番领队大臣。同治三年,吐鲁番城陷,被杀。

同知得彬(二月廿六日):得彬,号宜庵,一作宜葊,时任吐鲁番厅同知。

迪化孔牧(三月初五日):一作孔令。孔昭恒,时署迪化州知州。同治三年九月,巩宁城陷,托故逃逸。

伊署道(三月初五日):一作伊牧。伊昌阿,时署镇迪道。同治三年九月,城陷,投井死。

恒石舲(三月初五日):恒颐,字石舲,一作诗舲,时新授奇台县令。同治四年六月,因城陷,被革职,留营效力。十一月,率兵进击阜康,败死。

署令裕厚(三月十四日):一作裕令、裕笔帖式。裕厚,字仲红,原任乌垣笔帖式,调署阜康县令。同治三年八月,阜康城陷,逃逸。

陶县丞(三月十七日):陶玥,济木萨县丞。同治三年十一月,弃城逃遁。

保艾峰(三月十八日):保恒,字艾峰。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蓝旗人。时任古城办事大臣。同治三年六月,任哈密办事大臣,十月,署乌鲁木齐都统。四年二月,病卒于古城。

锡老三(三月十八日):锡纶,字子猷,保恒三子。时随侍其父在古城。同治七年正月,为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历任哈密帮办大臣、乌鲁木齐领队大臣、古城领队大臣、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十一年八月,署伊犁将军。十四年病卒。

以上与作者在行程中先后会晤的地方官员,在随即到来的变乱中,大半殉难、逃逸。作者的因病开缺而回旗调理,可谓因祸得福,逃过一劫,也因此有了后来成为平复新疆的中坚而大显身手的机会。

作者在南北疆的行程中,还记载到了各地印房、粮饷、满营、绿营备饭、供宿,以及笔帖式、章京、游击、戈什哈、阿奇木等下层官吏迎送、护卫的情形。其中阿奇木出面迎送、安排的情况值得注意,如其记载南疆一路迎送的叶尔羌阿奇木(正月五日)、阿克苏阿奇木萨依提(正月十六日)、拜城署阿奇木土米尔(正月廿四日)、赛里木署阿奇木阿克毛拉(正月廿六日)、库车阿奇木库尔班(正月廿八日)、沙雅尔阿奇木阿由普(正月廿八日)、布古尔阿奇木牙火普(二月初五日)、库尔勒阿奇木阿布拉什(二月初九日)。阿奇木是阿奇木伯克的省称,伯克制度系清代前期在维吾尔族地区沿用的地方管理制度。其中阿奇木伯克是回部各城综理事务的最高长官。《行程日记》记载与阿奇木的交往,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当时军台交通体系中维吾尔族地方行政的参与,同时也是地方各级受到来往官员需索的体现。伯克制度随着同治三年的民变而瓦解[6],因此,《行程日记》也留下了在伯克制度中地方参与军台迎送事务最后的记忆。

如上所说,在作者进入蒙古境内的整个草地行旅期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人。但是与冯焌光的相遇却是新疆流放史上一个重要的佐证。原文云:(六月)“廿一日。时晴时阴,不热。午后大雷雨一阵风极猛,将蒙古包吹坏。酉正一刻多些,起身。沙路,平。子初,住乌什克(六十里)。路遇冯尹平世兄(名焌光,候补同知,行一)赴伊犁搬灵,谈刻许而别。”冯焌光(1830-1878),字竹儒,广东南海人。先后为曾国藩、李鸿章等器重,任职江南制造局、苏松太道,以办理上海机器局而得褒赏,为晚清洋务骨干。其父冯玉衡,字尹平,候选知州,咸丰八年以“通逆”罪发配伊犁。冯焌光随父遣戍至伊犁,后奉父命赴京会试。咸丰十一年,玉衡卒于戍所,冯焌光出关迎柩。时遇西北回民起义,出嘉峪关道路阻绝,因又辗转从蒙古地方进入新疆。同治三年到达古城,遇新疆民变,不得已折返。光绪二年,冯焌光由苏松太道员任上呈请开缺,再度前往新疆寻觅其父灵柩,终于遂愿。而其万里远行,甫抵上海,即积劳病逝。其西行寻父的壮举感动一时,由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江苏巡抚吴元炳奏请将其事迹宣付史馆,而纪录其寻父行程的《西行日记》,也由俞樾题词,传闻海内;另一位随行者汪振声的《西征日记》,也同时刊刻流传,风行于世。

我们从景廉《行程日记》所载后期草地行旅所遇道路坎坷、气候干旱、风雨无常以及盗贼出没情景,也确实可以感受到蒙古草地作为非常时期的交通道路艰苦卓绝的行程。因此,他们在草地途中的相遇,确实印证了冯焌光万里寻父的艰辛历程,为冯焌光的寻父故事、为清代新疆的流放史提供了一个感人的诠注。

三、经历道路考

《行程日记》所记载的经行情况,在研究清代西北地区的交通道路上,也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在作者一路的行程中,对每天的行走里程、台房与腰台设置、道路状况(树窝、土路、沙路、河桥、河流解冻、天气、船渡、水源、柴草树木、上下坡、出山入山、途中庙宇等)、接送情形,都有非常完整详细的纪录。其行程过程,约可分为新疆驿路和蒙古草地两个部分。

从同治三年正月到三月,作者的行程主要在新疆境内。三月十八日到达古城之后,一直到五月十四日,作者在那里休息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在观望西北回民起义后造成的道路阻塞情况。五月十五日,作者终于选择了艰难的草地行旅。虽然作者在六月五日之后才进入蒙古地区,但从五月十五日古城开始的行程,实际上已经是草地行旅的开端。因此,应该将奇台之后的行旅都包括在“蒙古草地”途中。

在新疆驿路的记载上,作为迄今所见唯一从南疆到达北疆的行程记,景廉的《行程日记》提供了同治三年前后新疆交通的实录。作者所记经历新疆的台站,往往与官方的记载如《西域图志》、《西陲总统事略》、《新疆识略》、《新疆图志》等有所出入,与非官方的行程记如《莎车行纪》、《叶柝纪程》等,也互有不一。这无疑是因为官方设置的交通台站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做了调整的缘故。特别有意义的是,作者还记载了实际里程与官方公布里程之间的差异。这些,想是通过台站官兵的实地调查所得。兹将其由叶尔羌到达古城的地名与道里数整理公布如下,以供研究者对照(括号内为自前站至后站的行程里数):

叶尔羌(八十里)——头台(九十里,实约一百二十里)——二台(八十里)——三台(九十里)——四台(七十里)——五台(九十里)——六台(六十里,约八十里)——巴尔楚克粮员署(八十里)——八台(七十里)——九台(六十里)——十台(五十里)——十一台(七十里)——十二台(八十里)——奇兰台(一百四十里)——赛依里克台(八十里)——浑巴什台(八十里)——阿克苏(八十里)——扎木台(六十里)——哈拉裕尔滚(百四十里)——查尔奇克台(八十里)——鄂斯塘克齐克台(四十里,约六十里)——拜城(八十里)——赛里木台(四十里)——河色尔台(百八十里)——库车(六十里)——托和奈(一百四十里)——阿尔巴特台(百里)——布古尔台(百里)——洋萨尔台(六十里强)——策达雅尔台(百六十里)——库尔楚军台(百里强)——喀喇布拉克(七十里)——库尔勒台(三十里)——哈尔哈阿满台(百一十里)——南台(四里许)——喀喇沙尔(九十里)——特博尔古台(八十里)——乌沙克他拉(百五十里)——喀喇河色尔台(九十里)——库木什阿哈马台(百五十里)——阿哈尔布拉克台(六十里)——苏巴什台(九十里)——托克逊台(百三十里,大约百五十里)——吐鲁蕃(七十里近)——坑坑儿(九十里)——三个泉(一百廿里)——噶逊城(九十里,路大)——柴莪铺(九十里,路大,约一百二十里)——乌鲁木齐城(四十里)——古牧地(九十里,约百二十里)——阜康县(九十里)——紫泥泉(八十里)——三台驿(七十里)——济木萨(九十里,里大)——古城

按,从叶尔羌到阿克苏台站中以数字命名的台站,原本均有其名,何以简称并从南往北排序,王廷襄《叶柝纪程》说得比较清楚:“谨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各台,自叶尔羌爱吉特虎头台起,至玛喇巴什东路辖境色瓦特十二台止,盖乾隆时叶尔羌驻协办大臣,玛喇巴什乃叶尔羌辖境,故一台至十二台,自南计算至北、自西计算至东。”《行程日记》正是使用当时当地人的俗称。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河流改道等等的缘故,其十二台站与乾隆时代并不完全一致。而一些地名的写法也多有不同,这种音译造成的差异,也反映了那一时期人们对于新疆地名的习惯汉译法,是地名翻译值得关注的内容。

以上在三月十八日之前的新疆行程,途中都得到了很好的接应,反映了新疆境内自乾隆统一天山南北之后完善的交通传递体系。但是五月之后的草地旅行,却历经艰辛,行走此间的旅人寥寥,甚至有盗贼出没、全仗结伴人多才免于抢劫的情况,如七月初五日记载:“将近住站,遇贼达子四人,骑马偷劫橐驼,幸人手众多,即时赶散,行李未失。”

所谓草地行旅,却是清代由内地通往新疆的一条重要商道。如论者所称:“从地域上说,新疆的台站体系应包括新疆内部台站和入疆台站两大部分,入疆台站虽然不在新疆,但都是因为新疆而设,理应属于新疆台站体系。”[7]蒙古地区西行的台站系统,因其主要服务于新疆的交通,而应该被纳入到新疆台站体系中。其中的“草地路”,从平定准噶尔的雍正年间开始,就以半官方的性质出现在记载中。所谓的“草地”,一般指的是在官方的台站之外用于内地与新疆商贸往来的“买卖路”,又叫“大西路”。这些道路便捷,但条件恶劣,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被启用[8]。以往的史料都没有详细纪录其经历地名与相关里程情况。《行程日记》是目前发现的最为全备的草地行程记录,比较其对于新疆的行程记载,就更具有孤本史料的价值。兹亦将其整理公布如下:

古城(约二十里)——二厂子(二十里)——三马敞(古城绿营马厂,六十里大)——东城堡(七十里)——红柳泉子(廿里)——兴隆景(此地距木垒河三十馀里,六十里)——金圪搭(九十里)——穿泉(九十里)——红沙泉(九十里)——红柳峡(九十,路大)——锅盖山(四十里)——芦草沟(六十里)——黄土梁(六十里,里大)——白墩子(九十里,里大)——天生圈(六十里,里大)——三塘湖(四十里,里小)——湖尾子(九十里)——炭窑子(百四十里,里大)——老爷庙(九十里)——干湖(六十里)——柳树泉(五十里,入蒙古境)——雪海鄂博(六十里)——乌局尔(六十里,里大)——张冠山丹(九十里,里大。约百廿里)——哈拉迭领(九十里)——石拉胡尔柰(九十里,里小)——老龙鄂博(九十里,里大)——嘉会(六十里)——小苏吉(九十里,里大,约百一十里)——大加拉木(百三十里)——干柴莫多(八十里,里大)——小拖雷(六十里)——大拖雷(六十里)——乌什克(七十里,里小)——苏浑图(八十里,里大)——干磨尔(七十里,里小)——三音忽墩(八十里)——白洋克博尔(七十里)——忽敦克博尔(紧八站之首站,六十里)——查罕布拉(七十里,里小)——大苏吉(九十里)——哈拉牛敦(九十里)——毛敦鄂博(六十里)——铺盖提(百里)——沙梁(十里)——苏勒果尔(六十里)——红梁尔岭(七十里)——博尔黑哨(八十里)——哈达布垓(九十里)——托古奇(六十里)——大钦(七十里)——脑尹托罗海(七十里)——乌兰胡敦(六十里)——额尔的尼(九十里)——迭尔苏(九十里,里大)——北刚图(九十里)——伯尔俚(百里)——察汗察布(九十里)——察汗贺马尔(七十里,里大)——喇叭湖(七十里,里大)——鄂尔恩忽敦(七十里)——胡尔敦(八十里,里大)——乌蓝乌苏(九十里)——西黑沙图(百里,里大)——博尔罕图(九十里)——张毛胡敦(九十里,里大)——萧家店(九十里,里大)——台布拉(五十里)——哈达英尔沟后十余里(九十里)——加拉湾(八十里)——脑儿格逊(九十里,里大)——三颗树(六十里,里小)——落莫汗(五十里,里大)——店上(四十里)——浑津村——归化城

清代从内地通向新疆的台站分为北路和西路两个体系。同治二年,陕甘回民起义爆发后,西路台站被阻断,所有联系主要依靠北路。在和平时期的蒙古台站,主要是从张家口、归化城到达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进入新疆境内。“草地路”因其便捷而被作为战争时期北路的首选。景廉的行走与冯焌光一样,都是战争时期无可选择的选择。

不仅个人如此,此前此后的官方也选择了这条道路。《清实录》同治三年二月己亥记载:“平瑞奏,陕甘驿路梗阻,折报阻滞,请暂行改道接递。……由蒙古台站行走,将古城迤北之北套桥等处戈壁驿站,添拨兵役,常川驻守,接递文报。所筹均合机宜,即著准其暂行改道行走,以昭便捷。”[9]这一暂行改道,直到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没有复原。如同治三年八月丙子,饬拨饷银数万两,“请由北路草地行走,系为慎重起见。”[10]同治五年八月丁未:“御史庆福奏称,现在派兵进剿西路,所难在粟,请饬直隶、山西预购米麦,聚集于张家口、绥远城二处,由买卖路径运至哈密、巴里坤屯聚。”[11]同治五年八月已酉:“方今之计,莫如即令口内征兵,由大西路起营前进,则今冬必能抵古。谨将应行事宜,开单呈览……大西路为商贾买卖行走之捷径,由巴里坤迤北之三塘湖直趋古城,途径直捷,兼有水草,冬令较暖,可利师行。”[12]

由此可见,同治民变以来,内地与新疆之间的奏报往来、饷银传递、粮食转输、军队调动,都依靠了这条蒙古草地。蒙古草地——“大西路”作为民间商用道路因此成为半官方性质的道路,维系着中央与新疆古城之间的畅通。景廉在大西路上的实际行程经验,使其对内地与新疆往来交通的情形,知己知彼。这对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在古城居中调停而得心应手,大有裨益。

《重修敦煌县志》卷九“官司志·景廉”曾经记载:“昔人论回疆勘定:左文襄竟其功,景大臣开其基。”[13]他在光绪元年左宗棠接替之前,为新疆平复起到的奠基作用,一直被朝廷与地方所铭记。光绪四年,在“回疆克复,一律肃清”之后对官员的奖励中,专门对已经调离新疆事务的景廉给予了“交部从优议叙”的上谕[14]。到了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癸丑,还下达了对其新疆功绩的追认:“追复前乌鲁木齐都统督办新疆军务大臣景廉原官,并准其在新疆捐建专祠,事迹宣付史馆。”[15]以上这些在景廉二度赴疆取得的成功,与其同治三年的那次行程经历而获得的新疆地理及其与内地交通的经验,无疑有巨大的关系,这在《行程日记》所显示的纪录中,都已经显现端倪。

今天,《行程日记》的史料价值,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加凸显。

 

(本文承张燕婴女史提示并复制考据对象,谨致谢忱。)

 

 



[1] 《历代日记丛钞》,李德龙、俞冰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5月,第65册,205-282页。

[2] 《历代日记丛钞提要》,俞冰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4月,186页。

[3]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同治朝卷》,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9月,82页。

[4] 同上注,132页。

[5] 德勒克多尔济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五年(1861-1866)任绥远城将军,参《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章伯锋编,北京:中华书 局,   19654月,36-39页。

[6] 有关伯克制度的论述,参苗普生《伯克制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8月。

[7]《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刘文鹏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月,104页。

[8] 清代新疆西路台站》,金峰,《新疆大学学报》19801期,60-73页;19802期,93-102页。“大西路”的论述,见《新疆大学学报》19802期,95页。

[9]《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同治朝卷》,75-76页。

[10]同上注,106页。

[11] 同上注,250-251页。

[12] 同上注,251页。

[13] 重修敦煌县志》,民国三十年(1941年)吕钟修纂,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2月整理本,213页。

[14]《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光绪朝宣统朝卷》,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12月,119-120页。

[15]同上注,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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