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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神话地貌

刘振伟

 

单纯根据叙述者的身份而划分神话归属的方法,在神话资料的收集整理的过程中,被大量运用。显然,这有其合理性,它使得收集者能够从大量繁琐的辨别、指认的工作中脱身出来,专注于收集整理作本身。然而,这种方法只应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存在,倘若再将其运用到神话研究的领域里来,则大为可疑,需要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

目前关于“××族神话”或者“××地神话”的提法,在我看来,疑点颇多。事实上。神话或神话母题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自身的品格,并随时为其生存以及生存空间的拓展做出各种准备,因为在遭遇书面的凝固之前(事实上,神话的书面形式也往往只意味着是对该神话某次叙述的纪录,并不能真正“固定”神话本身),神话总处于口头流传的状态中,具有变异性。神话的叙述决不是文本的背诵,或是单纯的复述,而是演绎、发挥甚至创造[1],面对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同一族群不同的发展阶段,神话总在不停的做出调整,以滋生、分裂、移植、嫁接、重组、变形、再生等方式,不断的适应着变动的环境,在这个意义上,神话的每一次出场都是不可重复的,而且难以追踪。因此,神话生存状态的复杂性,可能要远远超出我们的表述,简单的把神话归属于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地域,对于很多神话来说,多少会显得有些草率。尤其是自古以来,活跃在西域大地的民族众多,变化又极是繁复,这无疑加剧了流传在该地区的神话的生存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西域神话生存地貌的考察,就显得必要而且重要了。

我们所说的神话地貌,既包括纵向的地层的累积,也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神话内容与形式的演绎、推进;也包括横向的地域的链接,就是随着民族生存空间、生存方式的改变,神话的流播与变异;还包括神话与其他艺术形式诸如民间故事、传奇乃至于书面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等之间的互现、互化、互溶、互换。在这里,时间与空间是交错的,神话的各种因素在交错的时空下愈显扑朔迷离,但搞清楚其脉络所在,却正是我们的任务。

对于历代中原王朝来说,西域乃是一种边缘的存在。这种认识,不仅是地域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但“边缘”,就意味着多元,在农业一统中原王朝的生产方式,小农意识越演越烈,理性改造神话甚至消灭神话的情形下,西域却一直是相对自由的地段,神话如野草般的生长着。西域自古就是多民族活跃的舞台,据载:西域汉代即“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2],与今天新疆十三个民族的数量相比,则古时西域民族成份的复杂程度,比现在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各自的发展的过程中,大概都应该拥有自己的神话,这些神话也应该拥有自己的独特特征,只是因为历史的烟尘过于弥漫,世事的变幻又过于无常,我们对那些太过久远的事物,多少会有些模糊不清或者根本看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西域现存的大量丰富的神话,为我们了解过去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据记载,塞、羌、丁零、月氏、匈奴、突厥、回鹘、汉、土蕃、蒙古等民族都曾以西域为舞台上演过一幕幕精彩的戏,由此形成了新疆现有的民族格局。这些民族,或者齐头并进,或者相互更替,在自身发展同时,不可避免地和他民族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互相影响也互相制约,互相融合也互相斗争,其政治、经济、语言、信仰彼此交通,交错相连,形成复杂的网络形态。神话的传播在此态势下愈显错综,以至于我们很难搞清楚某些神话究竟源出于哪里,应该归属于谁,比如在哈密,搜集者所搜集到的神话,就几乎包含了全国各地的神话,这些神话又和本地原有的的神话互通款曲,与当地语言、风俗结合起来,生儿育女,产生新的神话变种[3],这是大致还能搞清楚痕迹的;而另外一些神话,如“公牛驮大地”,广泛的流传于突厥语民族当中,表述虽有不同,但基本结构极为相似:地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很不稳定,于是神就把地放在牛角上,让牛来支撑着地球,牛用一支角顶地球,感到累的时候,就把地球从一支角转换到另一支角,这时会发生地震。这一神话母题究竟应该属于哪个民族,恐怕是一个无头公案了,但它却可以作为典型的神话自身扩张的例子:神话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一个民族渗透到其他民族,从而把一个民族对世界的基本认识扩展为大家共有的认识。这是一种横向的空间的扩张。

我们知道,先民们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地形、气候等各种自然条件往往会对先民的性格和精神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我们的先辈早就有所认识,《汉书·地理志》曰: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

 

明确把人的性格的形成与地域环境的因素联系起来,我国第一篇文论专著《典论·论文》对此已有涉及(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徐干“时有齐气”,可见其对这一问题,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这种性格与精神状况对后来民族的形成以及民族性格—心理,具有某种质的规定性,丹纳说:“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暴露的心情与精神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4]。西域地域广袤,地形、气候复杂多变,雪山、冰河、草原、戈壁、大漠、盆地……各民族的发源地颇为不同,这造成了其神话各自的特质,在代代相传中,塑造并凝聚本民族的精神气候。在世代居住于雄伟神奇的慕士塔格山下的塔吉克人的神话里,慕士塔格山本身就是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为其他神灵和英雄人物提供广阔的活动背景,而且还是“一尊超自然的主宰塔吉克人的神灵”,“在它的统摄下,神鹰飞翔,鹰笛悠扬,英雄鲁斯塔姆惩治邪恶,建功立业”[5]。冰峰,鹰笛,雄鹰,狐狸,女巫……共同建构了具有神奇魅力的冰山神话,冰山,神鹰也就成为了塔吉克人灵魂深处的神圣的图腾;而一直逐水草而居,处于游牧状态的哈萨克人,他们的神话又别具风貌,他们以狼为圣物,视苍天为至高无上的神,草原是他们活动的大背景,草原上的一切,与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天鹅、燕子、羊群、牛马、牧羊犬、狼、狐狸、旱獭、青草以及与之相关的各路神祗,于是成为哈萨克神话中常见的意象,而天、地、日、月、星辰、风、霜、雨、雪这类景象,在其神话中也具有了浓郁的草原特色与游牧风格;维吾尔族在定居以后,主要从事农业和商业,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的因子在民族的血液里逐渐减弱,宗教崇拜的因素日渐加强,所以,其神话虽然还一定程度的保留了原始残留的因素,但所剩无几。在其创世神话《女天神创世》中,我们便可看出端倪:在这里,女天神的形象虽还保留了萨满教的原始色彩,但她并不像哈萨克的迦萨甘那样,独立创世,作为至高无上的神而存在,她只是真主的助手和参谋,后来又在真主的帮助下,才创造了人。这则神话明白无误的向我们传递了伊斯兰教的讯息。相对来说,维吾尔的神话较多地体现了农耕文化与绿洲文化的特点,牛、狗、庄稼、坎儿井、葡萄等意象也就相应出场。应该注意的是,西域地处丝绸之路的中间地段,是东西文明交通的枢纽,印度人、希腊人、波斯人、粟特人、雅利安人、阿拉伯人也都在这里汇聚,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再留下他们生存过的痕迹,这在西域宗教神话中表现得较为明显,这些神话,有很多都是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相互协调、吸收和融汇的结果,上述《女天神创世》极为明显的一例,而根据毕桪先生的研究,在哈萨克族中流传的神话受印度、波斯神话与故事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6]

与此同时,神话作为经验,作为人类早期族群相对准确的心灵诊断,在一代又一代的口耳相传中,逐渐完成了对该族群心性的规范与训练,沉淀到该族群的心灵深处,成为其精神生活区别与其他族群的明显的标志,比如“龙的传人”一词与汉民族的关系,就好像商品标签之与商品一样,早已密不可分。而哈萨克的迦萨甘,柯尔克孜的玛纳斯,塔吉克人的冰峰与鹰笛、蒙古族的江格尔那样,它们早已成为民族的商标和象征。

然而,神话的这种纵向的传递,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它会滋生、分裂、移植、嫁接、重组、变形、再生,当然,它也可能面目全非,甚至灭亡。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民族交汇点,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融合,民族的迁徙等等因素,造成民族生存、发展的复杂态:有的民族因为融合了其他力量而越发强大,有的民族内部发生分裂,有的民族突然消亡,有的民族则分化融入到其他民族中去,有的民族迁至境外……在一定的生存空间内,资源是有限的,生存的民族越多,竞争也就越激烈,民族间的相互接触、碰撞、融合的几率也就越大,神话自身得到整合、分解、变化的机会也就越多。一般说来,新神会战胜老神,如一神教取代多神教;先进民族的神会战胜落后民族的神,如罗马对希腊神话的继承。但曾经存在的神们并不那么心甘情愿的退出历史的舞台,他们依然会以种种方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日常行为活动中,继续产生持续的影响,如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在该信伊斯兰教后,其古老的信仰,如腾格里,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依然占到较大的比重,许多民族都有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只是程度的深浅而已。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所谓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应该包含以下两层意思:一是民族间发展的不平衡,这导致民族间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生存层面间的失衡,各民族的神也相应的处在与该民族发展相适应的阶段,彼此间的交流与冲突在所难免;二是民族内部意识发展的不平衡,这导致民族内部对同一事物认识的不同,导致信仰的分化,如在同一个民族中,有的人已有了无神论的觉悟,而有的人还停留在原始的万物有灵的信仰阶段。因此,神话也有可能在一部分人那里被彻底消灭,而在另一部分人那里蓬勃生长,应该注意的是,民间信仰一旦形成,就有了顽强的生命力与巨大的惯性,新生的信仰虽然应时而生,但不能完全摧毁已有的信仰,这往往使各种信仰要么共存,要么通过整合形成合成体,而能够与时俱进,随时创造、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其他的大多数,在被动而缓慢的改变着,在他们那里,是习俗和传统的力量说了算,这大概也是神话及神话体现的古老的意识形态至今任能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吧。而那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神话,或者能够以极具普遍性的姿态适合于生存在该领域各民族各时代的心灵信仰,如腾格里;或者具有孙悟空的七十二变,随时调整、转变,来适合不同时期、不同族群,如突厥语民族著名的狼神话,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其身份、形象总处于不同的变化当中,韩儒林为此撰文:

   

《史记》、《汉书》之狼,为乌孙王子之哺乳之神兽。在《魏书》则变为突厥之始祖母,在《周书》则为始祖父。至《乌护汗史诗》,始言其色,为领导突厥英雄乌护汗征服世界之神兽。《元朝秘史》亦称其始祖为苍狼,及接受邻进民族之文化,始祖苍狼始一变为亚当之子孙,或玛哈萨玛迪兰咱之苗裔。[7]

 

对狼神话的历史演进,概括甚为精当,倘若我们再结合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关于狼的神话传说,我们就会发觉,狼是始祖、保护神、救助者、战神、老师、草原忠实的护卫者,在不同的情形下拥有不同的化身。并且,从狼神话的这种演进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了突厥民族自身分化、演变为多个民族的发展历程,狼神话的这种扩张,既有时间上绵延,又含空间上的拓展。

“人类对神的概念有时空局限的历史性,因为不同族群在不同时期使用此同一概念所表达的意义皆略有差别……因此‘神’一词并未包含任何不便的概念在内,相反地,这个词涵盖了一系列不同的意义,有些甚至是互相矛盾或排斥的。假如神这个概念不具有这样的弹性,它便不可能存在至今,并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概念之一。”[8]尽管凯伦·阿姆斯特朗女士更多的是从宗教学这个角度来切近神的,但我认为,这个论断也适用于大多数神话。神话的产生出与人性的自然,源于人们对生存的理解和诠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的不断改变,人们对生存的理解和诠释必将更加丰富、更加深入,神话本身也必然发生改变,争取在新的环境下面生存下来。

神话的发生与发展绝不是孤立的,一方面,它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思维的进程等因素息息相关;另一方面,除了和其他神话相互关联外,它与其他艺术形式诸如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联系紧密,这一点,著述颇多,不必我在此赘述,我们只要看一看新疆的岩画,以及西域的佛寺、佛塔、佛像,就可以大概知道神话与它们之间的因缘,至于音乐、舞蹈,更不消说,我们知道,早期的一是形式均表现为诗、乐、舞的合一,这又和祭祀等活动关系密切,那么,神话与音乐、舞蹈的关系自不待说。不仅如此,神话作为人们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它还是人类早期的哲学与科学,甚至宗教。而在文学诸形式中,神话与民间故事、传奇、史诗以及后来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神话与它们或者是源流顺承的关系,或者齐头并进,互相吸收、感染而产生新的艺术形式。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域神话地貌,并不是在我们脑海中拼合出来的简单意义的地图,如果我们以时间为经线,空间为纬线构图的话,那么从纵向看,则西域神话的累积地层依次可分为:一、原始—自然层,这是西域远古居民的原生意识形态,与之相应的神话是对有关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以及图腾的叙事;二、萨满—宗教层,西域地处丝绸之路要道,自然也是各种意识形态汇聚之地,诸神在这里落脚、角逐自是理所应当,一方面,随着人口的流动,流传于世界各地的神话在这里周转,另一方面,祆教、佛教、景教、道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在这里有较多的痕迹,与这些宗教传播相配套的神话故事,在西域流传甚广;三、历史神话层:这主要是由历史人物、事件而生发出来的各种神话,由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域广袤,而信息传播的手段相对落后等原因,再加上传播者的个人因素,诸如添油加醋,甚至以讹传讹,使历史的文本与现实的文本乃至神话的文本互相交错,遂产生出新生的神话,如丝路沿线关于亚历山大大地的各种传说,有许多就融入了神话的因素,从而使历史神话化了[9]。各个政权统治者意识到宗教—神话体系有利于世俗统治后,大量的编撰的神话,这些神话,多有关于他们的生世,业绩等等。而从横向上看,西域同中原、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中亚、希腊、波斯等世界历史上曾存在过的文明,都有着很深的渊源,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正是这种横向的组合与纵向的聚合,使得西域神话在丰富多彩的同时,亦显得繁复难解,从而别具魅力。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西域神话的盈缩变幻,与西域诸民族生存、发展的版图,密切相关,但它更是民族心灵底层的呈现,是内在的心灵世界与外在的物理时空交替融合的产物,其发展历程,足可见证在西域的大背景下,诸多民族前行的足迹。

 

注释:

[1] 尹虎彬《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2-39页。

[2] 班固《汉书·西域传》。

[3] 哈密市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哈密市分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54页。

[5] 雷茂奎、李竟成《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6] 毕桪《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5-47页。

[7] 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见作者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5页。

[8] []伦·阿姆斯特朗《神的历史》,蔡昌雄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5页。

[9] []F·B·于格、E·于格《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耿昇译,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4年,第1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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