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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吐鲁番养济院研究

 清末吐鲁番养济院研究

赵毅
清朝统治者在建国初期就关注养济院的建设问题。顺治五年(1648)曾下谕:“各处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举行,月粮依时给发,无致失所。”[ 《清世祖实录》卷四一,顺治五年十一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0页。]因而各地方官府开始对旧有的养济院进行检查、修复,在没有养济院的地方新建了养济院。到康雍乾时,养济院建设达到了高潮。新疆养济院是乾隆后期开始设立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清政府为了解决乌鲁木齐地区的孤贫问题,于“乌鲁木齐所属之迪化、宜禾、奇台、昌吉、阜康、玛纳斯等处,各设养济院一所,收养孤贫”[ 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六九《户部·蠲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下栏。],此后,在新疆各地广泛设置。特别是同光年间,新疆养济院的设置达到顶峰,这似乎和当时新疆战乱不断,需要社会救助机构进行慈善救助有关。对于新疆养济院的研究,张大军在《新疆风暴七十年》中有过涉及[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公司,1980年,第2842—2843页。];何荣曾对新疆养济院做过整体研究,然而个案研究情况涉及甚少[ 何荣《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述论》,《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108—113页;及此氏《清末民初的新疆养济院》,《新疆地方志》2010年第4期,第54—57页。]。吐鲁番养济院的设置相对新疆其它厅县较早,奎绂担任吐鲁番同知期间创设,是以收养鲧寡孤独残疾为目的的官办社会救济机构,其设立曾为战后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试图利用新近影印出版之《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结合清代其它汉文文献,以清末吐鲁番养济院为例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前贤。
一、吐鲁番养济院的建立
清代吐鲁番养济院的建立和吐鲁番当时的形势有关。同治三年(1864)马漋等焚掠吐鲁番,后妥明(妥得璘)又夺取了吐鲁番,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占据吐鲁番。各种势力在吐鲁番的激烈角逐,使清朝在该区的统治趋向崩溃,据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载:
(同治)九年二月,安集延缠回来争,于是迪化回杀吐鲁番缠回千计。四月安集延帕夏胡什伯克率众数万复仇,扬言助中国讨贼。八月,迪化贼酋遣马仲乞和,复劫帕夏营,帕夏怒,击破吐鲁番诸城,杀迪化贼党殆尽。[ 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刘满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4页。]
可见吐鲁番民众饱受战争之苦,战乱使该区的社会也造成巨大的破坏。据光绪三年(1877)四月初四日,乡约林元就收回变乱期间被缠民占去坎井园子禀吐鲁番善后局文称:“同治三年,偶遭缠头及客回倡乱,将小的等田地房屋俱行占去,殉难者指不胜屈,存者仅万之一耳,至掳去男妇,概令为奴做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合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六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直到光绪三年三月刘锦棠、张曜等带领清军三道并进克服吐鲁番[ 《左宗棠全集》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628—631页。],清政府得以恢复对该区的统治。
此时的吐鲁番已是千疮百孔,从奎绂的善后折中可窥一斑。“惟□城房屋,尽遭焚毁,□剩□处,已设善后局,并各军统领营兵驻扎,同知旧署,被安逆拆毁,不□门墙庭堂,破烧无存。”[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六册,第268页。据档案可知,奎绂于光绪三年六月初六署理吐鲁番同知(《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一册,第8、56页),六年六月十七日卸任(《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八册,第121、148页)。曹尚亭、查向军认为光绪三年六月至六年六月十八日期间,吐鲁番同知由善后局道员雷声远代管(曹尚亭、查向军《吐鲁番直隶厅运作史钩略》,《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第48页)现据档案材料及《左宗棠全集》(《左宗棠全集》第六册,第660页。载:“委狄道州知州奎绂署理吐鲁番同知”)可知其说法误也。其中“□”为笔者未能识别或残缺之字,下文同此。]可见长达十余年的战乱使吐鲁番地区众多建筑夷为废墟,民众逃亡,流离失所,故亟待安抚民众。于是,清政府开始考虑于吐鲁番设置养济院,然而各种汉文文献中,没有关于其设置时间的明确记载,张大军认为是在光绪十五年(1889)设立[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843页。],其它学者亦是如此认为[ 何荣《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述论》,第109页。],果真如此?现今据档案资料看,此种说法有误。为讨论方便,现节录如下:
宪台札开云 云,因奉此伏查,本厅奎绂丞篆,款在老城内,修盖房屋,设立养济院一所,收养吐厅无依贫民,年分男女大小,按每口给膏(高)粱。查饬由本督办吐鲁番善后总局雷,拨给公地收租发给,其不敷□,由其自行补垫。杨市署丞接办时,上因□未到任,特准杨前任,移交养济院,孤贫民男妇大小五十六口。[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九册,第82—83页。]
此条档案署名为“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二十八日,署监督府刘行”,据此推断当为刘嘉德[ 刘嘉德于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期间,担任同知(《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一册,第312页)。]的行文。其中“奎绂丞篆”当为奎绂,其于光绪三年六月初六至六年(1880)六月十七日期间担任吐鲁番同知;“督办吐鲁番善后总局雷”当为雷声远,于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五在吐鲁番开办善后局,于七年(1881)三月初一调任接办库车善后局事务[ 《左宗棠全集》第六册,第660页。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条载:“委候补道雷声远带同随营文员赴吐鲁番,设局办理抚辑、采运、善后事宜。”然而其何时卸任缺载。据曹尚亭、查向军的研究,认为其于六年六月十八日移交职务(曹尚亭、查向军《吐鲁番直隶厅运作史钩略》,第48页),然而据光绪七年三月初一日,雷声远收到刘锦棠调其接办库车善后局事务的札文看(《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一册,第172—173页),当在此之后卸任,故其说法有误。];“杨市署丞”当为“杨大年”,其在奎绂卸任后的光绪六年六月十八至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期间担任吐鲁番同知[ 杨大年于光绪六年六月十八日至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担任吐鲁番同知(《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九册,第52、64页)。阿不来提·艾合买提在其硕士论文附录二“吐鲁番厅历任同知表”中把“贵德”作为人名,和杨大年同时署任同知(阿不来提•艾合买提《清代吐鲁番厅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41页),实为大误也。据档案知杨大年由补用知府贵德同知调署吐鲁番同知(《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九册,第136页),“贵德”实为青海一厅之名。]。故据此札文推断,奎绂担任吐鲁番同知期间,即光绪三年八月至六年六月十七日期间,已经在此设立了养济院[ 《吐鲁番市志》:“光绪五年(1879),吐鲁番修建济贫所一处,有房40余间,共收养男女大小贫民50名。”(吐鲁番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吐鲁番市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2页)如果此处“济贫所”为养济院,那么时间上可以吻合,但其收养人数与档案材料有出入。],似乎因为战乱还未来的及上报。故新疆整体收复后,才正式确立在吐鲁番设立养济院。
镇迪道就照皇后行令各省查鲧寡孤独残疾人数设立赡养慈善馆事札吐鲁番厅文(残文)中称:
札吐鲁番杨丞,钦命布政使衔兼署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镇迪道福 为
札饬事案准,甘肃布政使司李,移开案蒙。钦命头品顶戴会办新疆善后事宜护理陕甘总督部堂杨,檄饬案据。署贵德厅叶可信,详称案奉宪台,札开案照,现准部咨崇上。孝贞显皇后谧,行令各省,查明鲧寡孤残废者,设养赡等,……为此札仰该同知,即便查照遵办,仍将收养贫民数目,按旬折报,切切毋违。等因奉此,卑厅遵即选泒可靠耆民,协同乡保,将城乡各处无依穷民,并鲧寡孤独残废者,一律查明光期,造册呈报。……如瞽跛残疾老病,步履维艰者,卑职于城内昭忠祠,觅有空房数间,留养居住,免致往返不便。[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二四册,第166页。]
此残文,没有日期和署名。其中“吐鲁番杨丞”即吐鲁番同知杨大年;“钦命布政使衔兼署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镇迪道福”,当为“福裕”,任命时间为光绪七年正月,约于八年八月二十二卸任[ “以甘肃镇迪道兵备道福裕兼署乌鲁木齐领队大臣”(《清德宗实录》卷一二六,光绪七年正月戊子,中华书局,1986年,第819页),直到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二边俸期满后卸任(《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一册,第237页)。同时据《清国史馆传稿·福裕传》中称其光绪七年兼署乌鲁木齐领队大臣,卸任时间不详(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福裕传》,70100177号: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而“甘肃布政使司李”疑为李慎,光绪七年至八年署甘肃布政使[ 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六间,皆有“甘肃布政使李”出现(《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一册,第168、187、192、194页),笔者疑其为“李慎”,其于光绪七年至八年署甘肃布政使(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折件》,121197号: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而“钦命头品顶戴会办新疆善后事宜护理陕甘总督部堂杨”,当为“杨昌浚”,任命时间为光绪六年十一月,七年八月因谭锺麟任陕甘总督而移交[ 《清德宗实录》(《清德宗实录》卷一二三,光绪六年十一月戊辰,第772页)、《左宗棠全集》(《左宗棠全集》第七册,第634页)与之时间同。《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中皆有传,且记载任职时间基本一致。同时据文献可知,光绪七年二月曾国荃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因病请假三月,未赴任,七月病免。八月谭锺麟任陕甘总督,此时杨昌浚才移交总督事务。];“孝贞显皇后”之谥号,是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后,新疆公文中通行书写[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一册,第180—181页。]。由上可推知,此札文的时间当在光绪七年四月至八月间。
可见,此时的吐鲁番同知杨大年,把吐鲁番城内昭忠祠的几间空房作为养赡的住所,并上报了收养城乡各处无依穷民鲧寡孤独残废者,虽然没有明说,但似乎是吐鲁番养济院的雏形。然而吐鲁番养济院正式走上正轨,明确建立,当在光绪八年十二月,此时吐鲁番的养济院才得到清政府正式的认可[ 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吐鲁番同知刘嘉德,把奎绂和杨大年担任同知期间养济院的设立及收养孤贫残废男女数目清册上报(《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九册,第83—83、88—89页)。]。吐鲁番养济院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还发挥着积极作用。据张大军民国十九年(1930)调查显示:鄯善县实存经费钱三百四十元元,粮五十石,收养三十人;吐鲁番县实存经费钱九十四元,粮四百零七石,收养四十四人。[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842—2843页。]
二、吐鲁番养济院的经费来源和收养程序
吐鲁番养济院作为官办的社会救助机构,其运行经费主要是由官府所承担,同时有严格的收养程序,必须明确造册,经布政使核覆才能通过。
1.吐鲁番养济院的经费来源
吐鲁番养济院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官府拨款和拨地,现今似乎还未发现来自其它途径的资料。
首先是官府拨款。下文提到养济院的养济方法,房舍、口粮衣物及丧葬费等皆有官府出资承担,每年拨给一定的款项维持其运行。
其次是官府拨地。乾隆年间,新疆设立养济院时规定:“循照安西州之例,各垦地二百亩,在于州县以上俸廉内捐建仓房,置办马牛器具,慎选殷实领种经管,秋收扣除工价、籽种之外,其存粮石官为稽查。”[ [清]和宁《三州辑略》卷二《建制门》,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嘉庆十年修旧抄本影印,第83页。]吐鲁番养济院亦是把专项地租作为经费的重要来源,如:
查收租田地亩份,宁夏工中地五百一 十五亩二分,该交缺水,只种二百四十亩,按中地每亩收租六升,共收三夏四石三斗二升,□秋十石八升,本不敷用。〇〇现又添补二十七名,□共八十三名,每名无添□□租地,共不敷九□。……光绪八年十二月,署监督府刘行。[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九册,第83页。其中“〇〇”为作者省略自己的姓名符号,下文同此,此处考证当为“刘嘉德”。]
随着收养人数的增加,租税开始不敷养支用。乾隆年间曾定“人数渐多,口粮不敷,亦照安西州之例另筹公项支给”[ [清]和宁《三州辑略》卷二《建制门》,第83页。]故光绪九年三月曾把义学官地改归养济院,“原拨义学官地,改归养济院”[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九册,第162页。]来解决经费紧张问题。实际上,官府拨款和拨地是并行的,款项主要用于每年寒衣花布银的开支,同时似乎还有修缮及丧葬之用,而拨地主要用于供给口粮。
2.吐鲁番养济院的收养程序
关于吐鲁番养济院的收养程序,杨大年担任同知时提出,吐鲁番刚经战乱,屋宇无多,没有能力全予收养,对于以前有居所、年轻力壮及虽系贫穷而能自食其力者,都不放在留养之列。并对城乡上报之人“报到口数,按名登记,复加点验,定于十月十五日,开办绘发,如续有增添,查系实在无依仍随时给发口食,按旬申报。”[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二四册,第166页。]从而有了基本的收养标准和程序。此后吐鲁番养济院的收养程序不断完善,据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件札文载:
通饬该管州县,查明城乡,实在悖独残废无依男妇若干名口,就地方公所屋宇,设立养济院,出示招集,报名收院,孤贫男妇若干,造册呈送在案。兹奉前因,除分行外,合行札饬,为札仰该丞,即便遵照办理。此系收养茕黎善举,务须躬亲查切,勿任听书,稍滋弊混,察出大干未便,仍将遵办情形,暨收养人数,刻日先行通报查考,毋违此札。[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九册,第266—267页。]
可见,需要官员查明收养具体人数,并登记造册,核覆之后才能入院。据下文可知,年逾六十及孤寡残疾贫苦无依者才能入院收养,有缺额随时顶补必须详细登记造册才行,并由布政使核覆。须地方官亲自查验,主要是由各乡的耆民协同乡保查办。而登记造册需要有民族、姓名、年龄、住址、籍贯以及收养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档案中清代吐鲁番养济院的花名清册对此有明确的记载(《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九册,第88—89页;第一〇册,第366—369、374—376页;第一一册,第134—137、148—150页;第一五册,第67、72页;第一七册,第75—77、381—382页;第一八册,第69页;第一九册,第107、406—408页;第二〇册,第232页;第二四册,第367—371页)。]。
如果核计“男女丁口册式,稍有不合,应饬该厅□□,另造妥册二分,赍可存送,以凭备案”[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一一册,第153页。],须重新核实才行。对于有病故及赴它处者,及时禀报开缺,并把每月添补及开缺之人也须详细登记造报[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二四册,第367—371页。]。同时需要造册两份,一份布政使备留,一份吐鲁番同知留存,以备核查之用。
同时,除了地方官查验鲧寡孤独残疾之人而收养入院的方式外,贫苦之民似乎也可自己申请入院。如吐鲁番厅属流犯艾沙等恳请养济院收留的条文曰:
具恳禀监犯□坎,并流犯以己尔一、苏唐、加板尔、艾沙、阿哈□尔的等叩禀。
大老爷案下敬禀者,窃小的等系喀什人,因大兵克服南疆,蒙爵帅刘,将小的等共计二十余口,由喀什送来吐,拨地安置。小的等到吐十余年有奇,亦无地亩耕种,又无生理,空苦无奈,只得投入恩宪设立济命之院,暂为糊口之急。每月恩赏给高粱数升,小的等实受天恩大慈之心,赏给发济贫于无二也。[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二四册,第377页。]
这些人通过自己申请的方式,得到官府允许,被收养入院。
三、吐鲁番养济院的收养名额和养济方法
清代养济院是官办的慈善机构,它的职能为“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 《清世祖实录》卷四一,顺治五年十一月戊辰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330页。]。吐鲁番养济院建立时,也是以此为宗旨的。“设立养济院,收养吐鲁番属等,实在悖独无依以及残废男妇。”[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九册,第88页。]因而其主要收养对象是鲧寡孤独残疾之人,具体包括贫、蹶、颠、瞽目、孤、寡等几类[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二〇册,第232页。]。
1.吐鲁番养济院的收养名额
吐鲁番养济院设立之初,其收养名额并没有限制。据档案资料可知,奎绂移交同知时,养济院共收养孤贫民男妇大小五十六名,后刘嘉德担任同知时又添补二十七名[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九册,第83页。],因而光绪八年十二月统计上报时共有八十三名。光绪十一年(1885)时增加到一百六十一名[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二四册,第367—371页。虽然此花名册残缺,年月不详,然而据文中的“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呈开,养济院乡约宋有贵,报补十月份,添人口数目。”条推当在光绪十一年。],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时增加到一百七十名[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一〇册,第366—369页。],黄炳琨六月移交同知时,有一百六十五名[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一〇册,第374—376页。],由此看来最初名额设置上并没有限制,似乎对收养标准执行的不是太严格。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规定“新疆省孤贫额数,照甘肃各属最多之额酌定,通省各属,共孤贫定额一千六百三十二名,作为定额”[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六九《户部·蠲恤》,第299页下栏。]。因之,新疆养济院收养名额有了具体的规定。在此政令下,当时新疆布政使魏光焘定下吐鲁番养济院的收养标准:
收养孤贫,乃朝廷抚恤无告示惠政,必须年逾六十,及孤寡残疾贫苦无依者,方准收养,例有空额,不得稍涉浮滥,亦按册造(报)。一百六十五名之移查核,多系一家数口,何可谓之孤贫?自应极力核减,以按实在。本司现就来册,核空七十四名,永为空额,以系不增不减,为有缺额,随时顶补,应有该厅造册□。[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一一册,第138—139页。]
可见,收养条件必须年逾六十及孤寡残疾贫苦无依者才能被收养,而且系一家之口的不能被收养,收养人数限定为七十四口,永为定额。如果遇到缺额时随时顶补,没有缺额则只能等名额,直到宣统年间七十四名的定额也是如此[ 光绪三十一年后,吐鲁番和鄯善分别造报养济院花名清册,吐鲁番四十四口,鄯善三十口(《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一九册,第406—408页)。]。
七十四名的限额措施,不能将当地的鲧寡孤独残疾之人尽数收养,真正能够入院的贫民是有限的。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吐鲁番厅造报老年贫民花名册统计:“三堡共有36名,二堡共有47名,洋海共有30名,胜金共有36名,木头沟共有20名,共计年老穷民一百六十九名。”[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一九册,第233页。]这虽然不是吐鲁番厅所辖区域的全部,但贫民的数量已然很大,可见入院的人数,似乎并非取决于鲧寡孤独残疾人的数量。同时这种定额措施也使得一口之家、贫困子女较多的不能全部入院,如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一件札文称:
裁草贫民十二名:尼亚子、买札尔(此二名马先之子)、古西拉然、哄买提八亥、哈的尔、买子尔、托乎地克思、五肉拉英、□尔沙、色买提八亥、若子来提、托乎的娃奴。[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一五册,第67页。] 
这部分人被裁掉的原因是“有父母至小孩子”,故不能入院。因而对于那些有男女大小五、六丁口的贫困家庭,似乎更是举步维艰,故养济院本身的救助作用就大减折扣。另一个方面,无业和乞丐似乎未被收养,据《新疆图志》载:(吐鲁番厅)“无业一百八十七,乞丐五十八”,(鄯善县)“无业三千五百三十九,乞丐六十八”[ 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四三《民政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09页。]。无业和乞丐的数量如此之庞大,然而养济院仅有定额七十四名口,故吐鲁番地区无业民和乞丐并没有纳入养济院之中[ 马达汉考察日记中曾提到吐鲁番设有收容所,收养了92名乞丐,并指出“他们每年的补给有:冬夏两套服装、120斤粮食,其中一半是小麦,一半是高粱,还有2两银子。发生死亡事件时,发给5两银子作为丧葬费。”(〔芬〕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王家骥译,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294页)。何荣认为此处的“收容所”就是养济院(何荣《清末民初的新疆养济院》,第56页),然而马达汉记载的收养对象、收养名额、养济方法以及丧葬费与各种清代汉文文献中的记载出入较大,笔者疑此“收容所”为“冬生所”,以游民和乞丐为主要收养对象。不过笔者翻检档案材料并未发现吐鲁番厅设立其他慈善机构的记载,故此处仍存疑。]。
同时入院之名额有其自身的特点,据档案材料中记载较为详细的光绪八年[ 《新疆档案选辑》第九册,第88—89页。]和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 《新疆档案选辑》第一九册,第406—408页;第二〇册,第232页。由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吐鲁番厅所属的辟展巡检升为鄯善县,故吐鲁番与鄯善分治,分别造报花名册,为研究方便而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其中鄯善县的族别统计是根据姓名判断,不可避免会出现误判。](1906)造报养济院花名册,以图表形式做以下分析:
表1    吐鲁番养济院收养人数统计             单位:人
               类别
年份 缠民、妇 回民、妇 汉民、妇 本地人 外地人 共计
光绪八年 71 10 3 84
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 56 8 10 58 16 74
表2    吐鲁番养济院人员年龄分布             单位:人
年龄
年份 0—19 20—39 40—59 60—79 80—99 共计
光绪八年 53 5 13 13 0 84
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 1 10 28 33 2 74
注:光绪八年的0—19年龄阶段数据,是根据文中的每名成员名下子女丁口数而得。
据表1我们可以看出,吐鲁番养济院收养的主要是本地缠民和回民,汉民数量较少。光绪三十一年和三十二年的统计中,鄯善县收养的外地人相对吐鲁番比例较大,而且内地籍贯者居多。由表2可以看出光绪八年,0—19岁的丁口比例较大,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收养人数没有限定,其中大部分是一家几口全部作为收养对象。后在七十四名以及系一口之家的不能入院的限定下,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的统计中,这部分的比例几乎很少。同时可以看出吐鲁番养济院收养对象的年龄集中在40—79岁之间。除此之外,鄯善县的造报中,还有关于收养原因的记载,如三十名中,贫民16人、瞽目3人、蹶6人、颠4人、孤1人,依此可推,养济院主要还是以收养贫民为主[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二〇册,第232页。]。
2.吐鲁番养济院的养济方法
对于收入养济院的鲧寡孤独残疾之人,清政府制定有明确的养济方法。
首先,提供居公之所。光绪八年镇迪道的札文中称,须由“地方公所屋宇,设立养济院一所”[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九册,第78页。]进行收养。前述可知,奎绂曾在吐鲁番老城内修盖房屋设立养济院一所,之后缺乏资料,不知其后面规模之发展情况所[ 如果前所述“济贫所”为养济院之说成立,那么设立之初,似有房40余间。]。
其次,拨给口粮衣物。乾隆四十四年(1779),乌鲁木齐所属地区设立养济院时规定“每名日给白面半斤,每冬令给予棉衣一件,于该处垦地存剩粮石内动给。”[ 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六九《户部·蠲恤》,第297—298页。]光绪七年,清政府认为边地不产米“拟照边民向餐青稞磨面给发,遵照陕西章程,每大口日给稞面仓升六合,新菜钱五文,每小口日给稞面仓升三合,薪菜钱三文,令其自行做食。”[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二四册,第166页。]光绪十三年又规定“新疆各属孤贫口粮,除和阗州每名每日支包谷八合外,其余概照定例日支白面半斤”[ 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六九《户部·蠲恤》,第299页下栏。],而“镇迪道属每名岁支花布银一两”[ 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六九《户部·蠲恤》,第300页上栏。]。
吐鲁番养济院建立之初,奎绂按每口给予高粱作为口粮,光绪九年正式规定“按定例,孤贫每名岁支口粮面二百八十斤,扣建核给,冬令照理每名各给棉衣一件,以免冻馁。”[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九册,第266页。]形成定例。光绪十三年,限定收养额数后,养济标准也转向固定,“吐城养济院,孤贫男妇大小七十四名口,应领十四年分,寒衣花布银一两,共应领库平银七十四两,每两扣除六分减平外,实应领库平银六十九两五钱六分。”[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一二册,第187—188页。]据此,清政府每年拨给吐鲁番养济院每名收养人员寒衣花布银一两,而不再发放棉衣。根据档案资料的记载,这种养济标准似乎再未变化。
另外,养济院人员病故,发放丧葬费。虽然关于该方面的资料缺乏,但我们可以从一则材料中窥其一斑。光绪九年十二月,吐鲁番同知刘嘉德的移折中称:“计开,一发胡大克幼女棺木银壹两伍钱,一发缠妇相面棺木银壹两伍钱,一发乌买提棺木银壹两伍钱,一发和金安棺木银叁两,乡约总共发棺木银柒两伍钱。”[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九册,第265页。]由此可知,每名病故者大约以“一两五钱”为准,和金安似乎是个例外。
四、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共识:
首先,吐鲁番养济院当在奎绂担任同知的光绪三至六年间设立,似因战乱未及上报。后于光绪八年正式设立,并得到清政府的认可。
其次,吐鲁番养济院以官府拨款和拨地作为主要的经费来源,自施行定额制之后,历年的经费开支也趋于固定,同时官府制定有严格的收养程序。
再次,吐鲁番养济院的收养名额,从不限额到光绪十三年后的七十四名口的定额,同时制定了一定的养济标准。也正是这种限额的规定使得养济院的社会功效折扣大减,不如同时期基层义仓的作用明显。
鉴于清代新疆养济院资料的匮乏,故对清末吐鲁番养济院的个案研究,价值不同寻常。
在此,特别感谢施新荣教授给予的宝贵建议。
(本文原载《清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26—132页,略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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