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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西北地缘政治之演变

 

明代西北地缘政治之演变

施新荣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活动于北方的草原游牧部落,如先秦秦汉时的北狄、匈奴,魏晋隋唐时的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宋辽金元时的契丹、蒙古等皆兴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对中原王朝无不构成巨大的威胁甚至取而代之。欧亚大陆西端也是如此,游牧部族不断兴起后进入农耕区域,对欧洲的政治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中外学术界探讨已久的重大历史与理论问题。汉代司马迁说: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后晋的刘昫在其所修的《旧唐书》中也说:回纥“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关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关系,20多年前,有学者综合中外各家观点,将之归结为虏性狼狠、气候变化、人口膨胀、贸易受阻、掠夺有利、扩大统治、文化不同等七种解释。此后,国内外一些学者借助人类学的理论进行研究,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如美国学者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台湾学者王明珂等都出版了值得重视、关注的专著。

就明朝时期而言,西北地缘政治主要受到明朝与北方及西北地区的蒙古游牧部落政权相互关系变化的影响。本文拟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和平交往与武力冲突的视角出发,来看待有明一代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地位与特点,按照明代历史发展的特点为主线,就西北地区各政治力量变化的特点,分前、中、后三个时期来论述明代西北地缘政治的演变。

一、明前期西北地缘政治与陕西行都司卫所体系的建立

《元史》卷五八《地理一》曰:“汉梗于北狄……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有明一代所遇到的外部政治压力也大体如此,主要是北部及西北部的蒙古。虽然明代之西北失去了昔日汉唐时的重要地位,不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其军事地位在却丝毫未曾减弱。

如所周知,元朝将吐蕃地区正式纳入中国中央王朝的国家版图和直接治理的体系之内,在吐蕃地区设立隶属于宣政院的三道宣慰司都元帅府。陈得芝先生认为,宣政院统辖吐蕃三道的职能就相当于一个行省,《汉藏史籍》说吐蕃三道“算作一个行省”,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加之,元代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与青藏高原上的各游牧部族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结成了特殊的蒙藏关系。如果二者之间形成联合之势,不仅将切断明朝西北通往西域之交通,而且也必将危及全陕的安全及中原的稳定,对明朝在西北的统治构成严重的挑战。

史称“陕西地方广阔,内连八郡,外控三边,为根本机要重地”,朱元璋认为“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对于明初西北的元朝守将,明人高岱分析说:“山西、陕西之虏,李思齐、张思道、扩廓帖木儿三人耳,如贺宗哲、孔兴等,不足言也。李、张二虏虽拥众,然非我诸将敌,惟扩廓最强犷。”因此,当洪武二年(1369),明军“定陕西”后,朱元璋“即法汉武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胡之意义,建重镇于甘肃,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废州立县,编民为兵,建立军事卫所,在河陇、河西地区陆续设置了巩昌、平凉、兰州、庆阳、河州(洪武十年分河州卫为左、右二卫)、甘肃、庄浪等卫。从洪武六年(1373)起,明朝又先后设立了西宁、凉州、岷州等卫。洪武七年(1374)七月,明朝在河州设立西安行都卫,辖河州、朵甘卫及乌斯藏卫。次年,西安行都卫更名为陕西行都司。洪武九年(1377年)陕西行都司被废,以上诸卫所全部归陕西都司管辖。由于“甘肃去陕西都司绝远”陕西都司的治所在西安,其辖区东西跨度过大,不利于对河湟,特别是对河西的管理。洪武十一年(1378“西番屡寇边”,明太祖命西平侯沐英为征西将军,率都督佥事蓝玉、王弼将京卫及河南、陕西、山西马步官军征之。次年正月甲申,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朵儿瘿嗉子、乌都儿及阿卜□等叛,据纳邻七跕之地”据研究,纳怜道有二十四站,其路线大致出东胜州(今内蒙托克托县),溯黄河而西,穿过甘肃行省北部,直达西北边境,这条驿道的大多数站都在甘肃行省境内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叛乱所占据的“纳邻七站”,疑为“纳怜道”位于故元甘肃省境内的部分驿站,这严重影响到河西的安危。明朝于这年的正月甲午,复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于庄浪,以加强对河西的控制。九月,征西将军沐英等兵击西番三副使之众,大败之擒三副使瘿嗉子等“西番以平”史称“自是,群番震慑,不敢为寇。在平定西番的过程中,明太祖还“命曹国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临洮、巩昌、梅川等处整治城池,督理军务、边境事宜”,并下令在“西控番夷,东蔽湟陇,自汉唐以来备边之要地”的洮州置卫。洪武十三年(1380),北元“国公脱火赤、枢密知院爱足率众万余屯于和林恐为边患”“时出没塞下”,明太祖命(沐)英往讨,师出宁夏,踰贺兰山,袭擒脱火赤等。平定西番的叛乱与出征亦集乃路,解除了南北两面的威胁,巩固了河西地区的卫所

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山丹卫,是年底改甘肃卫为甘州左卫,二十五年(1392)又增设甘州右、中、前、后中中五卫,这样一来,甘州一地存六卫,其军事性尤其突出。二十六年(1393),陕西行都司治甘州,下辖甘州五卫及庄浪、西宁、凉州、永昌、山丹、肃州、镇番等卫。

此外,明太祖在河西构建军事卫所的同时,还在嘉峪关外建立了安定、阿端、曲先等卫,“使为甘肃屏藩”。经过永乐帝的不断完善,在号称“西域之襟喉”的哈密封王置卫,建立起羁縻性的关西七卫,从而在西北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卫所防御体系。

顾诚先生指出:明朝对全国的土地采取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分别来管辖,行政系统的六部——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府(直隶布政司的州——县(府属州);军事系统的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司、直隶都督府的卫)——卫(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千户所。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行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地理单位,负责管辖不属于行政系统的大片明帝国疆土。明代的都司、卫、所不能理解为后世的军营,它似乎类似于今天的生产建设兵团,是具有独立行政职能的地理单位,基本上都管辖有面积多少不等的耕地和多少不一的旗军、普通民户或少数民族人口

有明一代西北地区特定的地缘政治形势,使得明朝有别于前代,设立军事系统的卫所管辖西北地区,正如清川陕总督年羹尧所言:“甘肃之河西各厅,自古皆为郡县,至明代始改为卫所。”直到雍正三年(1775),“罢陕西行都司……始复为郡县,如内地。” 

二、明代中期西北地缘政治与修筑边墙堑壕

洪武、永乐之后的洪熙、宣德二帝转向守成,在北部边疆采取收缩政策,放弃漠南,固守长城。英宗即位后,明朝政治走向黑暗,北部及西北卫所废弛,防御能力大衰。与此同时,蒙古高原东部的鞑靼与西面的瓦剌互相争雄,明朝采取扶弱制强的政策,先是扶植鞑靼压制瓦剌,后又支持瓦剌打击鞑靼,最终使瓦剌逐渐坐大,成为明朝西北的一大边患。

正统初,瓦剌“脱欢内杀其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统一了瓦剌三大部。不久,脱欢统一蒙古各部,立元宗室脱脱不花为汗,自为丞相。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子也先嗣立。史称“自脱欢杀阿鲁台吞并诸部,势侵强盛,至也先益横,北边至此多事”“北部皆服属也先,脱脱不花具空名” 

哈密号称“西域之襟喉”,是进出西域的必经之地,也是瓦剌与西域、中原地区进行贸易的中转站,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而,不论是明朝还是瓦剌都极力扩展各自在哈密的影响力。明朝要求哈密忠顺王“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凡夷使入贡者,悉令哈密译语以闻”。而瓦剌也不示弱,积极结好哈密,哈密忠顺王卜答失里(1426―1439年在位)的妻子弩温答失里是脱欢之女。正统十三年(1448)夏,也先命哈密忠顺王的倒瓦答失里率众前往瓦剌,停留两月之久。可见,15世纪上半叶,瓦剌对哈密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双方上层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至此,名义上还是明朝边外羁縻卫所的哈密,实际上已被瓦剌控制。瓦剌在控制哈密的同时,封授罕东等卫头目为平章,甚至设置甘肃行省,给明朝西北地缘政治造成了冲击,沙州卫被迫东徙苦峪,后因内讧,被明朝“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沙州遂空”。成化以后,哈密西邻吐鲁番崛起,不断东向扩张。成化九年(1473),土鲁番破哈密城,“执王母,夺金印……据守其地”。因土鲁番的侵逼,关西各卫都受到影响,“哈密三立三绝”,赤斤卫“益遭蹂躏。部众不能自存,尽内徙肃州之南山,其城遂空”,罕东左卫“相率徙肃州塞内”。此后,土鲁番速檀满速尔挥兵东进,于正德十一年(1516)、嘉靖三年(1524)两度围攻肃州、甘州城,将战火烧到了明朝境内的河西走廊。嘉靖八年(1529),明朝最终“置哈密不问”,退守嘉峪关,放弃了关外以西诸地。这样,明初所设关西诸卫名存而实亡。

“土木之变”后,明朝北部防线南移,蒙古各部相率进入河套地区,“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畿辅;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也先被杀后,自是“瓦剌衰,部属分散”,蒙古本部的鞑靼再度崛起,其大汗和权臣孛来、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癿加思兰、亦思马因等先后活动于宣府至甘肃边外的漠南地区。因此,自天顺后,明朝北疆自东到西战火连绵,蒙古寇边最多的地区,在河套周围的山西、大同、延绥、宁夏诸边,边患不绝,岁无宁日。弘治年间,蒙古在甘肃边外的甘、凉一带的抄掠活动也非常频繁。正德初年,蒙古右翼首领亦不剌叛乱,被达延汗击败。亦不剌等率部西逃,进入嘉峪关外的明安定、曲先、罕东、阿端等四卫之地,也就是今青海省东北至甘肃西部一带,使安定等卫部众散亡。至此,关西七卫皆不存,河西三面受敌,南有西海蒙古,北有瓦剌、西有吐鲁番,“并居寇盗”,陷入“外防大寇,内防诸番,兵事日亟待”的困境。移住西海后的亦不剌不仅向洮州、岷州等卫地方发展,而且时常寇掠明河西各地。《明世宗实录》卷四正,统十六年(1521)七月条载虏寇庄、凉、洮、岷等处,守臣告急,又同书卷二七嘉靖二年(1523)五月条记甘肃巡抚陈九畴奏曰:时虏酋亦卜剌住牧西海,数入寇甘、凉、山、永等处。

对于蒙古入住河套、西海,控制诸番,以及土鲁番侵扰河西之肃州、甘州所导致的西北地缘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时任明陕西三边总制的杨一清、王琼建议“慎封疆,守要害,设险自固,以逸待劳”“边防之道,莫善于守,莫不善于战”,主张在陕西三边“悉为深沟高垒以守之”,嘉靖皇帝认为“挑挖壕堑事宜,实防边至计,深为有益。”据《九边考》载:

成化八年(1472),巡抚延绥都御使余子俊奏修榆林东、中、西三路边墙崖堑一千一百五十里。十年,巡抚宁夏都御使徐延章奏筑河东边墙,黄河嘴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弘治十五年(1502),总制尚书秦纮奏筑固原边墙,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虏营花儿岔止六百余里,迤东至饶阳界止三百余里。……正德元年(1506),总制杨一清修筑徐延章所筑外边墙,高厚各二丈,墙上修盖暖铺九百间,墙外浚旧堑亦深阔各二丈,于是外边之险备矣。嘉靖九年,总制王琼修筑秦纮所筑内边墙,西自靖虏卫花儿岔起,东至饶阳界,开堑、斩崖、筑墙,各因所宜。又自花儿岔起,西至兰州枣儿沟止,开堑三十四里,总制刘天和加倍修筑,于是内边之险备矣。内外二边之中,清水、兴武、花马、定边各营地方又套虏充斥,纵横往来必由之路。总制王琼自黄河东岸横城起,迤东转南抵定边营南山口,开堑一道,长二百一十里,筑墙一十八里。后总制唐龙改修壕墙四十里,总制王□接修壕墙一百三十四里,总制杨□初修壕墙四十里,皆依前墙堑,止于定边营,比嘉靖十五年(1536)总制刘天和因都督梁震奏筑定边营南至山口一带壕墙长六十里,亦依前墙堑。十六年(1537),总制刘天和奏筑叠堤一道,亦西自横城,南抵南山口,并壕墙为二道,于是套虏入内之路有重险矣。本年,总制刘天和又筑铁柱泉、梁家泉等处城堡,以据水源。十七年(1538),都御使毛伯温奏筑大同五堡及边墙。边险俱备,非大举不能入,真驭戎上策也。

可见,自成化八年至嘉靖二十年(1541,明朝在西北地区以大修边墙,开挖堑壕来应对蒙古的南下、西进。至于“甘肃一线之路,孤悬千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山势旷远,中间可以设险之处固有,而难以设险处居多。”因此,王琼主张“守甘肃之臣,惟以(赵)充国为法,斯得上策矣。……乞奏遵古法,重屯田,以备战守,已施行矣。”虽然如此,蒙古骑兵时常拆墙而入,侵扰明平凉、秦、陇、河西等地。

游牧政权与农耕地区的物资交换不可或缺,在明朝与蒙古对立、交恶之时蒙古各部也不时遣使入明要求贸易。在也先统治时期的明正统、景泰年间,明与蒙古的朝贡贸易仍然大规模的持续进行着。如景泰三年(1452),也先遣使3000人,贡马40000匹,明朝通赏各色织金彩素纻丝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二匹,本色并各色阔绢九万一百二十七匹,衣服三千八十八袭,靴袜毡帽等件全。也先之后的孛来、毛里孩、孛罗忽、癿加思兰也断断续续派使臣入明朝贡。至达延汗时,蒙古各部逐渐被统一起来,明蒙间的朝贡贸易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弘治元年(1488),达延汗驻牧大同近边,营亘三十余里……奉番书求贡,书辞悖慢“其来贡夷人一千五百三十九,马骡四千九百三十”,最终明朝“令五百人来京”。弘治三年(1490)二月,达延汗与瓦剌使臣朝贡,明朝许蒙古“一千一百名入关,四百名入朝”,许瓦剌“四百名入关一百五十名入朝”。弘治四年,达延汗遣使朝贡,明朝许1500人入关,“命五百人入京”。弘治十一年(1498),达延汗“遣使臣人等六千人至边求入贡”,明朝“许入关者二千人,入京者五百人。”这似为达延汗时期与明朝朝贡的最后一次。蒙古诸部带来马匹、骆驼、皮革、玉石、海青等,从明朝方面获取彩缎、绢等回赐,以及铁锅、犁铧等生产生活用品。

总体上看,永乐年间成祖以贡市贸易怀柔蒙古诸部,一时朝贡和关市贸易全面展开。正统、景泰年间,瓦剌也先势盛,明朝与其朝贡贸易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大量手工农产品流入漠北。而到了达延汗时,这位蒙古“中兴英主”在经济上要明朝付出代价,政治上则要求完全平等。甚至扬言“减我一人,即三千人俱不来”,其骄横威逼溢于言表。而且就是在明蒙双方朝贡之时,达延汗也不时的派人寇边。《明孝宗实录》卷九五弘治七年(1493)十二月己卯条载:“近闻虏酋小王子人马潜住贺兰山后,节入甘凉、永昌、庄浪等处抢掠。去岁六七月间,抢去头畜十万之上,今岁九月前后又二次入境,抢掠头畜约十万有余,人口不知其数。”因此,明朝通过经济上的付出,也没有换来北部及西北的政治安定。

三、明代后期西北地缘政治与封贡互市

明弘治年间明朝与蒙古之间的贡市贸易中断后,双方间的关系趋于恶化,蒙古右翼频繁侵扰、抢掠明朝的宣、大、延绥、固原、甘肃等北方及西北沿边地区。加之,自嘉靖三年(1524)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以吉囊、俺答等为首的蒙古右翼自河套穿越明朝庄浪、凉州卫境,“六征西海”,最终降服了亦不剌等蒙古残部,占领了西海,同时也控制了西番,使明代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日趋复杂,边防压力大增。

针对蒙古右翼频繁的入边抢掠,边防吃紧的态势,明嘉靖皇帝拒绝蒙古右翼互市的请求。正德十一年(1516),达延汗去世后,蒙古右翼的吉囊、俺答“据河套,雄黠喜兵,为诸部长”。嘉靖二十一年(1542),蒙古右翼的吉囊死,俺答独领蒙古右翼,随后他出兵“降服仇敌博喇海太师”。博喇海太师就是明代汉文文献中的卜孩儿。关于此事,《边政考》卷五曰:嘉靖二十二年七月“俺答阿卜孩以数千骑自嘉峪关拆边,由肃州镇夷、高台犯甘州西门……套虏、俺答阿卜孩因收海寇回,犯甘州,大肆虏略。其时间当在嘉靖二十二至二十三年间(15431544。俺答汗又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底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底用兵西海,在西海停留一年多才返回。汉文史籍《万历武功录·俺答传》载曰:嘉靖三十九年“九月,俺答居西海,患踵,部下病死,率众东还,犯凉、庄,杀略甚众。”虽然俺答汗本人返回了故地,但留其子侄“宾兔据松山,丙兔据青海”。此后,俺答汗又两度进入西海,控制了西番,使明代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日趋复杂,边防压力大增。

针对蒙古右翼频繁的入边抢掠,边防吃紧的态势,明嘉靖皇帝拒绝蒙古右翼互市的请求。正德十二年,达延汗去世后,蒙古右翼的吉囊、俺答“据河套,雄黠喜兵,为诸部长”。嘉靖二十一年,蒙古右翼的吉囊死,俺答独领蒙古右翼,以河套为中心,西占青海,东控兀良哈三卫,成为蒙古右翼的新首领。俺答汗数度向明朝请求互市,均遭到明嘉靖皇帝的坚决拒绝。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为逼迫明朝同意开展朝贡贸易,率蒙古骑兵,直抵北京城下胁贡,制造了“庚戌之变”。此后的二十年,明与蒙古几乎年年有大战,有时一年数战。“诸虏侵犯无常,边臣随时戒备”“国家九边皆邻敌……扰我疆场,迄无宁岁”。因而,嘉靖朝期间,明朝与蒙古右翼之间陷入了蒙古右翼求贡,明朝拒贡,蒙古右翼求贡不成,就入边杀掠施压,明朝则拒贡愈加坚决的恶性循环中。

明朝与蒙古右翼之间的严重对峙,使明朝北部及西北沿边地区的屯田无法正常开展,而明朝加紧备边,增兵北边及西北边,所需军饷严重依靠内地,因而到了嘉靖晚期,军费支出奇高。据《明世宗实录》卷五一一,嘉靖四十一年(1562)七月癸巳条载:

户部奉旨集廷臣议上理财十四事,一省兵食,国初岁派边储足供岁用,原无请发帑银之例。后缘边疆多警,或广招募,或增营堡,额派钱粮支费不敷,始不得不仰给于京储矣。然考嘉靖十八等年各边岁发仅及五十九万,今且增至二百三十余万,计所费已浮于岁入之额矣。

隆庆初年,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在《确议封贡事宜疏》中分析道:

虏使自诉,彼近边驻牧,则分番夜守,日防我兵之赶马捣巢;远抢番夷,则留兵自守,时被我兵之远出扑杀。在虏既未遂安生,故游骑不时近边,扰我耕牧,大举每岁窥逞,劳我慎防,在我亦无时解备。华夷交困,兵连祸结。……陕西三边,则吉能子弟部落,河套既不能容,宾兔诸酋久已分驻河西大小松山,频年侵番汉,不时过河内侵,甘、肃、延、宁四时戒防,兰、靖、洮、河久将难支,九边无息肩日,财力有莫继之患。

由此可见,尽管明朝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修筑边墙,募集士兵,但明朝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分兵摆边,防守万里边墙,每当蒙古进攻时,在局部地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使明朝军队根本无法招架。因此,当蒙古骑兵一旦溃墙而入,就如入无人之境,明朝军队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对蒙古骑兵大举入寇毫无办法。与此同时,蒙古右翼因频年战争,损失惨重,“部众亦厌苦,稍离心矣”。明西北地区地缘政治变得异常严峻。

隆庆五年(1571),明朝与蒙古右翼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隆庆四年(1570)十月,俺答汗嫡孙把汉那吉因与俺答汗发生矛盾,率随从十余人叩关内附。次年二月,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等人认为“拒虏甚易,而灭虏实难。虏东西岁扰,我远近戒防,士马疲于奔命,财力匮于征输,非计之得也。……庶贡议不沮,而边事可无患矣。”王崇古上《确议封贡事宜疏》,提出“议锡封号官职,以臣服夷酋”,“议定贡额,以均赏赉”,“议贡期贡道,以便防范”,“议立互市,以利华夷”,“议抚赏之费,以求可继”,“议归降,以杜启衅”,“审经权,以严边备”,“戒狡饰,以训将略”等封贡、互市的八条建议。于是,俺答被封顺义王,其部下也分别授职有差。

隆庆议和,结束了明朝与蒙古右翼之间数十年的战争。俺答“三世受封,疆场无耸者四十余年”,解除了明朝北部及西北边患,“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史称“俺答已通贡,封顺义王,其子孙袭封者累世。迨万历之季,西部遂竟”

由于明朝与蒙古右翼间的关系大为缓和,明朝允许蒙古右翼往返与西海与蒙古之间,使得西海、松山、河套及蒙古其他地区连为一片。使得明代后期的西北地缘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鉴于大量蒙古部落出入西海,又控驭诸番,南牧莽剌、捏工两川,道临河、洮,威胁着明甘肃安全,明朝采取措施扼止其势力继续发展。万历十八年(1590)九月,明朝以火落赤犯洮、岷两地,革顺义王市赏,并以郑洛为都御使经略陕西等七镇,用兵西海在郑的提议下,明廷下令不准蒙古各部人再经甘肃入西海,只准东归,不准西去。此后屡次出兵捣巢于松山,二十六年出兵大、小松山,二十七年修筑松山边墙,彻底切断了蒙古各部经甘肃往来西海的道路。此后,蒙古出入西海都要远绕明嘉峪关外 但蒙古移住西海后,蒙藏连为一体的西北地缘政治趋势未发生根本变化,如崇祯七年(1634)喀尔喀蒙古、崇祯九年(1636)和硕特蒙古南下,进占西海,后又进入西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有明一代西北地缘政治有以下特点:

(一)明朝与北方游牧政权的关系,是左右明代西北地域政治形势变化的主要因素。明朝前期,武力打击蒙古,使其势力大衰,被迫退入漠北,明朝在北边及西北广设卫所、羁縻卫所,西北地缘政治形势趋于平缓。明朝中期取收缩战略,放弃漠南,固守长城一线,而北边的蒙古先是瓦剌兴起于西北,接着蒙古右翼崛起南下河套、进占西海,明朝采取修筑边墙与拒贡相结合的措施与之对抗,西北地缘政治形势日趋严峻。明后期的隆庆议和,结束了明朝与蒙古右翼的长期对峙,西北地缘政治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但西北地区地缘政治又呈现蒙藏合一的新形势。

(二)明永乐朝后京畿由南京北迁北京,国家的整体国防重心已从汉唐时期的西北移往东北,导致西北的地缘政治地位下降。如嘉靖时的宣大总督翁万达奏曰:“边镇京师屏蔽设险守要,惟在审形势,酌便宜而已。盖天下形势重北方,以邻虏也。而我朝与汉唐异,汉唐重西北,我朝重东北,何者?都邑所在也。汉唐都关中,偏西北,故其时实始开朔方城受降,不但已也。我朝都幽蓟,偏东北,则皇陵之后,神京之外,其所以锁钥培植以为根本,虏者可但已哉!…… 又,同时期的甘肃巡抚赵锦认为“京师犹人之心腹也,宣大项背也,晋蓟东辽肘腋也,延宁肢体也,甘肃踵足也。” 所以明廷在西北地区的有效管辖范围止于嘉裕关,并在哈密地区设置了诸卫所,作为一个羁縻缓冲区,以发挥其拱卫嘉裕关的作用。由于吐鲁番与明朝对哈密地区争夺的白热化,明政府最终放弃了哈密诸卫,以嘉裕关作为明朝的西北边关,仅仅固守河西一线。

 

(本文原载《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第148-153页;略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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