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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歌行论》

 

《唐代歌行论》
薛天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8月,509页,32.00元
 
简介
       本书是2002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唐代歌行论”的同名出版物。
       歌行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诗歌体式,但是,关于歌行的诗体学研究,自古迄今,歧义纷出,有关歌行的诸多理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以至于在最新出版的教育部指定高校“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袁行霈、罗宗强主编《中国文学史》中,仍对歌行与乐府的关系作存疑处理。本书对歌行进行了全面的诗体学研究,形成了关于歌行的系统理论认识和明晰定义,为诗歌史和古典诗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结论。
       上篇“溯源”,论述了歌行的起源及其在先唐的发育史,明确回答了古人留下的“歌行之名,不知始于何时”等问题;中篇“衍流”,是全书主体,即唐代歌行发展史,从创作与理论认识两个角度全面考察了歌行在初、盛、中、晚唐的实际状况,指出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对歌行发展的贡献;下篇“正名”,是理论归纳部分,对古今论者的观点加以分析总结,将之概括为“大歌行”观及四种“小歌行”观,于折中取舍之间,形成了立足于“大歌行”观的诗体学定义:歌行是七言(及包含了七言句的杂言)自由体、即古体诗歌。从而实现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收束关于歌行诗体学认识的纷争局面”的研究初衷。
        全书近38万字,由以下篇章构成:
引论              
上篇 溯源篇
第一章    先秦 —— “古歌”的时代
第一节        释“歌”
第二节        先秦时代的七言古歌
第三节        《诗经》的七言句
第四节        《楚辞》所蕴涵的歌行因素
第二章    汉——“乐府歌行”的形成期
第一节     楚歌——汉代的“骚体歌行”
第二节     汉乐府中的“非骚体歌行”
第三节     汉乐府之外的“非骚体歌行”
第四节     汉乐府的“歌辞性诗题”
第三章   魏晋——文人歌行的形成期
第一节   曹丕《燕歌行》
第二节   魏晋时代歌行创作的总体进展
第三节    魏晋“乐府歌行”的“歌辞性诗题”
第四章   南北朝及隋——文人歌行的发展期
第一节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
第二节南北朝及隋代的“乐府歌行”
第三节南北朝及隋代的“非乐府歌行”
第四节梁、陈赋中的七言片段
第五节七言歌行在《玉台新咏》中的诗体独立
第六节“歌行”名称的出现
中篇 衍流篇
第一章           初唐歌行
第一节       卢、骆之前歌行的沉寂
第二节       卢、骆的歌行长篇及“律化的歌行”的形成
第三节       卢、骆之后的初唐歌行
第二章           盛唐歌行
第一节       大家之外的歌行创作扫描
第二节       歌行大家高、岑、王、李
第三节       李白的歌行
第四节       杜甫的歌行
第三章           中唐歌行
第一节       元结与《箧中集》诗人的歌行
第二节       大历前后的歌行创作扫描
第三节       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歌行
第四节       “张王乐府”
第五节       元稹的歌行观和歌行创作
第六节       白居易的歌行及其歌行观(附:李绅的歌行)
第七节       韩愈一派的歌行
第八节   张碧的歌行及其歌行观
第九节   武元衡的歌行观
第四章           晚唐歌行
第一节       晚唐的“古题乐府”
第二节       《秦妇吟》和晚唐的“新题乐府”
第三节       晚唐的“非乐府歌行”
第四节       晚唐歌行的形式特征
第五节       晚唐诗人对歌行的诗体学认识
下篇   正名篇
第一章     历代论者的歌行观
第一节   唐及唐以前人的歌行观
第二节   宋人的歌行观
第三节    明人的歌行观
第四节    清人的歌行观
第二章               “歌行”诗体学名称辨
第一节       歌行与“新题乐府”
第二节       歌行与“古题乐府”
第三节       歌行与“歌辞性诗题”
第四节       歌行之“常调”与“别调”
第五节       歌行的诗体学定义
        本书在歌行发展史和歌行诗体学理论认识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举其数端,如:先秦古歌中,五言句远不如七言句发达;汉武帝时代句句押韵的“柏梁体”乃是先秦民间古歌影响的产物;汉乐府的“歌辞性诗题”可归结为歌、行二类,“歌”是一次性的原创之题,“行”可以被重复拟作;魏晋乐府中的“行”诗与汉乐府“行”诗最明显的区别,是抒情性的增强,因而使“歌”与“行”的界限趋于消失;南北朝时期,“非乐府歌行”大盛,预示着“乐府歌行”占据歌行主流地位的历史即将成为过去;鲍照《拟行路难》的韵律开创了歌行之“别调”;七言歌行在《玉台新咏》中已获得诗体独立的地位;《宋书·乐志》中最早出现“歌行”概念,所指为魏晋和南朝的乐府歌辞;初唐时期,卢、骆长篇抒情歌行的差别,在于卢为泛抒情,骆为个人抒情;骆宾王《畴昔篇》代表了初唐歌行的最高创作水平;盛唐歌行在形式上出现“非骈俪化”倾向;盛唐时期个人抒情歌行得到长足发展,并成为歌行抒情的主流;李白的歌行侧重于以自诉式表现自我,杜甫的歌行侧重于以旁白式反映社会,他们共同开拓了歌行抒情双轨并进的广阔道路;李、杜、岑均从七言歌行的句式特征着眼称为“长句”;“新题乐府”均为七言古体,是中唐歌行最有代表性的诗歌体式;元、白是歌行创作实践与理论探讨并重的作家,他们都以“新题乐府”为歌行;张碧、武元衡以“非乐府歌行”为歌行;卢仝《月蚀诗》是歌行体式走向最大自由化的典型之作;晚唐时期,贯休和李群玉都将七言的“非乐府歌行”称为“歌行”。宋代,《文苑英华》将歌行与乐府相区分,歌行获得诗体学独立,其“歌行”包括“新题乐府”和“非乐府歌行”;严羽《沧浪诗话》从理论上树立了歌行的诗体学概念;明代,胡应麟提出“七言古诗,概曰歌行”的“大歌行”观,完成了对歌行的诗体学认识。
       历来对歌行的诗体学认识有四种“小歌行”观,即:以不用乐府古题为歌行的必备前提;以“律化的歌行”为歌行之定义;以“歌辞性诗题”为歌行的必备条件;将歌行定义为以第一人称抒写主观情怀的七言古体诗。“小歌行”观各从某一方面揭示了歌行的性质,但也都有一定局限性和不尽圆通之处。因而,只有“大歌行”观才能从内涵和外延上概括歌行的本质。
关于歌行与乐府的关系,可表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称乐府为歌行。唐代以后,历经宋、明,歌行演进为一种诗体名称,又称七言歌行。在后世看来,歌行是一种诗体,乐府是一个诗歌类别,两者并无可比性;必欲比之,则乐府中包含了某些歌行,即“乐府七言歌行”,歌行中也包含了某些乐府,同样是那些“乐府七言歌行”。
       本书不纠缠于概念之争,而是立足于对先秦至唐代歌行创作实际状况的考察,追本溯源,客观分析,小心求证,在广泛吸收、扬弃古今论者观点,总结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折中取舍,来解答关于歌行研究诸多存在已久的学术难题,从而获得对歌行发展史和歌行诗体学特征的科学认知。专家鉴定意见认为,“该成果颇多创新之处,对唐代歌行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创新价值”“是一部高水平的著作”“堪称该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本书于2006年3月获全国社科规划办颁发的《结项证书》,鉴定等级为“优秀”。2006年11月13日,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在“成果选介”栏以《唐代歌行研究——〈唐代歌行论〉成果简介》为题,介绍了本书,该“简介”又被收入全国社科规划办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本书问世以来,已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中国诗学》《中国出版》《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相继发表了评介。申报人先后在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以本书为题向研究生作了学术报告。依据本书提炼而成的论文《歌行诗体论》,已在权威核心期刊《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刊出。2009年获自治区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
 
书评
唐代歌行研究的新收获
——读《唐代歌行论》
 
宋晓云
 
       薛天纬先生是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位著名的学者,《唐代歌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是他的重要著作之一,亦是唐代歌行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意义之作。
     《唐代歌行论》一书近38万字,由上篇“溯源”、中篇“衍流”和下篇“正名”三部分构成。“溯源篇”考察歌行在先唐时代起源、发育的历史过程,此篇又分为先秦(“古歌”的时代)、两汉(“乐府歌行”的形成期)、魏晋(文人歌行的形成期)和南北朝及隋(文人歌行的发展期)四个时期,考察了先唐时代歌行的萌生、发展情况;“衍流篇”按照初、盛、中、晚唐四个时期,论述了唐代歌行的发展史;“正名篇”由“历代论者的歌行观”和“‘歌行’诗体学名称辨”组成,从诗体学角度出发,对前人的观点进行折中取舍,力图为歌行做出一个既符合其本身发展实际,又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诗体学定义,从而确定歌行的内涵和外延。
正如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歌行是与格律诗并重于唐代诗坛的一种诗体,但至今人们对歌行的诗体学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呈现某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唐代歌行论》从诗学的理性精神出发,依据史学的宏大眼光,凭籍文献学的严谨考证,对“歌行”这一唐代文学领域中的特定诗体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思辨分析与审美探求。它在宏观回顾唐及唐前歌行创作发展的实际状况、并扬弃与整合历代论者之歌行观的基础上,指出:歌行诗体学概念之纷争,可归纳为“大歌行”观及四种主要的“小歌行”观。“大歌行”观即明代诗学家胡应麟所说:“七言古诗,概曰歌行。”“小歌行”观或区分歌行与古题乐府,或区分歌行与新题乐府,或以“歌辞性诗题”为歌行的必备条件,或以“律化”来区分歌行与古诗。尽管它们都能从某一方面揭示出歌行的属性因而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都有其局限性和不尽圆通之处。因为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题乐府”与歌行之间缺少有效的区分标准,而唐人创作的七言“古题乐府”应该视作歌行的一个品类;另一方面,如果非以“歌辞性诗题”为判断歌行的尺度,必会将许多真正的歌行阑于歌行之外,何况唐代歌行实际上有着“常调”与“别调”的区别。作者对歌行在唐的实际创作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类、归纳与综合后,紧紧抓住诗歌的本质特征——抒情性这一核心问题,认为要想真正从诗体学层面认识歌行,以胡应麟为代表的那种兼容并包、又极为融通的“大歌行”观,才能够更好地揭示歌行诗体的内涵和外延,揭示歌行的最本质的诗体特征。作者在书中坚持此“大歌行”观,认为歌行的诗体学定义,曰:歌行是七言(及包含有七言句的杂言)古体(即自由体)诗歌。此种定义,改变了“小歌行”观顾此失彼的缺陷,有效地涵盖了唐人歌行中的“古题乐府歌行”、“新题乐府歌行”和“非乐府歌行”等类作品,亦兼容并包了各种“小歌行”观。书中特别指出这一诗体学定义的意义:诗歌史的发展表明,唐世以降,后世以至现当代的歌行创作,都是沿着“大歌行”的路径前行的。“大歌行”观不仅具有认识歌行这一诗体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对后世歌行创作的实践指导意义。
     《唐代歌行论》除以历史性的学术眼光,在“大歌行”观的思想指导下,对歌行的命名、特征、不同时期的创作成就等问题进行辨析和梳理而外,还从平行研究的视阈,对歌行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作横向的学术判断的综合与归类,主要是通过对特定阶段的歌行作家的创作比较分析,来为当时的歌行发展作明确的历史界定。如书中在比较“初唐四杰”中的骆宾王和卢照邻两人的歌行创作时,强调指出同为初唐时期富有成就的歌行创作者,两个人的歌行特点极为鲜明,骆宾王的创作是“注重个人抒情”,而卢照邻则表现为“泛抒情”,从而指出“初唐时期,泛抒情的歌行作品在数量上占据着优势。与此同时,个人抒情歌行的创作呈扩大趋势”。这种平行层面的理性论断,有力地增强了《唐代歌行论》论证问题的广度与深度。
     《唐代歌行论》在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歌行研究的各种信息与成果的基础上,从历代歌行创作的实际出发,梳理材料,深入考察,严谨论析,首次全面、深刻地对围绕歌行而生的诸多问题和难题做出了具有集大成性质的追溯和总结性的解答与判断,形成了关于歌行的系统理论认识和明晰定义,为诗歌史和古典诗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结论。《唐代歌行论》是薛天纬先生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同名成果,它不仅仅是唐代歌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可谓是歌行研究的学术史之力作。
(原载《中国出版》200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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