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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

 

  《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公元前722年~公元220年)》

    饶尚宽编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314页,28.00元
 
简介
       关于时间的记载,是历史记载必要的构成部分,年代学的研究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我国古代《四分历》(即《殷历》甲寅元)创制行用于公元前427年(周考王十四年),本表据此及后来的历法演变,推算编制了春秋战国秦汉间942年的朔闰历日,印证史文日辰干支记载,反映其间的改历过程,从而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古历创制、运用和沿革的状况。同时,针对古历创制行用的具体情况和涉及的若干问题,如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历、汉章帝元和二年改历、以及邓平历、颛顼历、三统历等,在表后附录“古历的创制、行用和沿革”中,条分缕析,释疑解难,进行了简明而深入地论述和辨正,得出了科学而可靠的结论。
      天文历法水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的出版发行,不仅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从年代学上为我国文史考古学界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奠定了历法基础,而且通过对《四分历》创制运用的具体分析,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成就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充分展现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和科学水平,有助于全面认识和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评论
       本表填补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空白,在年代学领域有较大突破,对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普及和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出版以后,受到全国学术界高度评价,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很多学者专门撰文进行评介,并获得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奖一等奖(2009)”。
相关评论有:
精密的历史工具书
程巢父
       1926年7月17日,胡适乘火车出北京,往哈尔滨和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英国委员苏狄尔会齐,然后同搭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去英国开会。7月24日,在车上开始写《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第一部是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他说:“陈先生近年治中国宗教史,方法最精密,搜记最勤苦,所以成绩很大。他的旧作《一赐乐业教考》、《也里可温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祆教入中国考》,都已成了史学者公认的名著。他在这种工作上感觉中西回三种历有合拢作一个比较长历的必要,所以他发愤作成一部20卷的中西回史日历(不久也可出版)。他在做那部大著作之先,曾先考定中国史上2000年的朔闰,遂成这一部《二十史朔闰表》。有了朔闰,便可以推定日历;故此书实在是一部最简便的中史2000年日历。”他接着列举实例,演示并解说此表的使用,因涉专门史学知识,我这里略去,不向一般读者介绍。
西历与回历皆有礼拜日,因有置闰或失闰的历史原因,推算须有变化。《二十四史朔闰表》附有七个“日曜表”,按表检查,便知某日是星期几。胡适说:“此书在史学上的用处,凡做过精密的考证的人皆能明,无须我们一一指出。为普通的读者起见,我们引陈先生自己举的几个例:
       (1)例如陆九渊之卒在宋绍熙三年,据普通年表为西历之1192年,然九渊之卒在十二月十四日,以西历计之,当为1193年1月18日……苟欲实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长历为工具不可。
       (2)西历如此,回历尤甚……回历则以不置闰月之故,岁首无定,积百年即与中西历差三年……洪武甲子(西历1384)为回历786年。明史历志由洪武甲子上推786年,误以中历计算,遂谓回历起于隋开皇己未(西历599)!不知以回历计算,实起于唐武德五年壬午(西历622)六月三日也。盖积786年,回历与中西历已生23年之差异。不有中回长历,何以释明史之误耶?”胡适认为“此书不但是中史二千年日历,实在是一部最简明最方便的‘中西回三史合历’”。80年来,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嘉惠史林之功,实在是不知凡几!但陈表起于汉高祖元年(罗马548年,西历前206年),若从秦朝末年往前推到战国、春秋,就再没有这么简明方便的《朔闰表》可资检用了。80年来,竟再没有第二个史学家去做这种精细似绣花的史学工具书的编撰!前些天我偶然到复旦南区的心平书店阅书,见到饶尚宽教授编著的《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立即购下几本。饶表起自公元前722年,终于公元220年,包括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时期942年间的全部朔闰日辰干支和朔日余分。其分期与《中国历史纪年表》相一致。因为饶表与陈表在治史的功用上相一致,只是又往前推了516年(西前722-西前206),我便不再对饶表作重复的介绍了。
        天文历法水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古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古代《四分历》(即《殷历》甲寅元)创制始用于公元前427年(周考王十四年),饶表据之及后来的历法演变,推算编制春秋战国秦汉间942年的朔闰历日,印证史文日历干支记载,反映其间的改历过程,从而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古历创制、运用和沿革的状况。
       法国文学家伏尔泰曾经幽默地说:“罗马人常打胜仗,但不知道胜仗是在哪一天打的。”这是因为,西方历法走上科学轨道,是在罗马儒略·恺撒时,于公元前46年制成《儒略历》之后。而我国的《四分历》创制于公元前427年,到西方《儒略历》产生之时,即西汉元帝初元三年,《四分历》已经行用了近400年,而且早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就进行了首次历法改革。《四分历》的创制和运用,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人的聪明才智和天文历法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后来,随着天文观测的逐渐精密和提高,历法也在不断改制和进步。但是,《四分历》所奠定的阴阳合历的格局,内在的编制和推算的法则,对后世历术史无疑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80年前,胡适评价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说:“我们应该感谢陈先生这一番苦功夫,作出这种精密的工具来供治史学者之用……这种勤苦的工作,不但给杜预、刘义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术’研究作一个总结果,并且可以给世界治史学的人作一种极有利的工具。”历经80年之后,饶尚宽教授又编出了《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我们可以借用胡适上述的几句话来评价饶先生这个成果,大概不至于过分?(《南方周末》2006年8月31日)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学的又一部力作
——评饶尚宽先生《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
李志忠
        尚宽先生《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已由商务印书馆于2006年3月出版,这是继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以后,八十年来古代天文历法学又一部力作。
天文历法水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许多领域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作为实用天文学重要内容的年代学成就尤为突出。《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以创制行用于公元前427年的我国古《四分历》为基础,以及后来的历法演变,推算编制春秋战国秦汉间942年的朔闰历日,印证史文日辰干支记载,反映其间的改历过程,从而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古历创制、运用和沿革的状况,是我国早期天文历法状况的具体反映。
      关于时间的记载,是历史记载必要的构成部分,年、月、日、时的研究当然就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八十年前,胡适之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陈垣先生)考定中国史上二千年的朔闰,遂成这一部《二十史朔闰表》。有了朔闰,便可以推定日历;故此书实在是一部最简便的中史二千年日历。”(《介绍几种新出的史学书》,原载于《现代评论》1926年第4卷91期)事实上《二十史朔闰表》的确成为文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二十史朔闰表》起于汉高祖元年,若想反溯春秋战国历日,就没有简明方便的《朔闰表》可用,诚为治史者的一大缺憾。八十年后饶尚宽先生的《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出版了,该表起自公元前722年,终于公元220年,不仅在年代上较《二十史朔闰表》前推了516年(公元前722~公元前206年),而且对西汉、东汉的历日编排更为详尽明晰,因此,笔者认为,《二十史朔闰表》与《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实为年代学的“双璧”,必将为文史考古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
        饶先生是已故古代天文历法大家张汝舟先生的弟子,20多年前他曾参加张先生主办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讲习会”,亲受汝舟先生教诲,后来又参与了张先生遗著的整理工作,即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因此,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此后,饶先生继承先师的学术传统,注重纸上材料(文献记录)、地下材料(出土文物)和天上材料(实际天象)的相互发明印证,深入探索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了多篇论文,1994年汇集成《古历论稿》出版,12年后又出版了《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所以说,他的研究学有师传,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后出转精,既是对先师学术思想的继承发展,又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光大,具有重要意义。
      自古以来,由于历代统治者将天文观测与历法编制看成皇家秘事,不准民间教习,造成“斯道寂寥,知者盖寡”的局面;同时,古代天文历法内容复杂,涉及到文理多种学科,学习者困难重重,所以,古代天文历法几乎成为绝学,给文史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正如清代汪赵芬说:“读史而考及月日干支,小事也,然亦难事也。欲知月日,必求朔闰;欲求朔闰,必明推步。……盖其事甚小,为之则难:不知推步者,欲为而不能为;知推步者,能为之而不屑为也。”(汪曰桢《长术辑要·二十四史日月考序目》)正因为如此,本书为了满足初学者的需要,普及古代天文历法知识,表后设有附录《古历的创制、运用和沿革》,从“星象与人事”、“观象授时”、“《四分历》的创制和运用”、“两汉历法沿革说略”、“《颛顼历》和《三统历》辨正”等几个关键的问题入手,深入浅出地讲解,简明扼要地分析,金针度人,传授方法,演示实例,具体推证,纠正失误,解释疑难,给初学者指出正确门径,这也是本书值得赞赏的一大特色。(《中国出版》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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