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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木活字与印刷术的西传

雅森·吾守尔

      20世纪初,英、法、俄等国考察队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发掘了数以万计的各类经卷。在这些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回鹘文写成的,其中有抄本也有印本。除此之外,还在敦煌石窟发现了大量回鹘文木活字。这些木活字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实物,是研究中国和世界活字印刷技术的创造和发展非常珍贵的资料。
      1908年2月25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率领法国中亚考察队到达敦煌,同行者有测量师瓦扬(Louis Vailant)和摄影师努瓦特(Charles Nouvette),他们对敦煌千佛洞进行了详细全面的勘测和考察,在取得掌管藏经室的王道士信任后,得以进入藏经洞。伯希和重点选择佛教大藏经未收录的佛教文献、明确记有年代的文书和绢纸绘画等,并将这些文献和艺术精品廉价购走。伯希和还在莫高窟北区第181-182窟(现编号464-465窟)的积沙中发现了许多回鹘、西夏和藏文文献,以及960枚回鹘文木活字。伯希和考察队收集品中的文献材料,绝大部分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美术品入藏巴黎罗浮宫,后移交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以下简称吉美博物馆),上面所说960枚活字也由吉美博物馆收藏,一直在博物馆储藏室里列为重要文物保存,摆放在按照活字的尺寸定做的有三层抽屉的精致盒子中。馆藏编号为MG25507(MG是法文MUSÉE GUIMET即“吉美博物馆”的缩写)。在木盒内还有当年伯希和试印活字的一页练习本大小的纸,上面印有十几个活字的印文。
       活字发现的经过伯希和在他的《敦煌石窟笔记》中有记载:“1908年5月23日,星期六,在181窟找到了用来印刷的许多方形的蒙古语(活字),同时还发现了一些西夏文印刷品残卷。”当时伯希和(Pelliot)在敦煌进行发掘的时候,匆忙之中没有认出这些活字是回鹘文的,从而有了上述现场记录。以后,伯希和没有对这些活字进行过整理和研究。1925年,美国印刷史专家卡特(Carter)曾在他有名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一书中,首次刊布了4枚活字的印文,并明确认定为回鹘文活字。这4枚活字印文曾为多种著作引用。当时欧洲学术界对敦煌古代历史和文献的研究也还在初步认识阶段。所以,虽然卡特以其丰富的知识和灵敏的学术嗅觉很敏锐地指出了这些活字在世界印刷史中的地位及其学术价值,因为缺乏回鹘语方面的知识,只根据几个活字就判断它们都是为以词为单位、与王桢所发明的活字一样,从而对这些活字的性质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在其影响极大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西传》一书中写道:“也许他们(指回鹘人──著者)事实上有过字母的活字,但我们没有关于这一事实的记载,迄今也没有发现过字母活字的物证。敦煌发现的活字(指回鹘文活字──著者)仍然仿照中国的方法,不是字母,而是一个个拼成了的字。”
      由于卡特在东方学界的权威性地位,他的这段话被辗转引用,以讹传讹。在其著作问世几十年后,一些在学术界有影响的著作中仍然沿袭卡特的错误观点,一度还传说这批回鹘文活字已经丢失,如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钱存训执笔)中说:“古维吾尔文活字是伯希和在1907年发现的,最近有消息说,这套活字已经找不到了。”
      在发现这些活字后的近80年时间内,学术界对这些活字的真实情况一直是不了解的。为了系统和全面地研究敦煌回鹘文活字,揭示其真实面目,笔者在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研究奖学金后,于1995年专程赴法国巴黎,寻找这批敦煌回鹘活字的下落,最后在巴黎吉美博物馆的文物仓库,见到了这些具有近800年历史的回鹘文木活字,并将这些历经数百年沧桑风雨,于20世纪初流失海外的960枚活字在全部印制在5大张国产宣纸上,清楚再现了这些活字所代表的文字符号,并对文字内容进行了解读。研究证明回鹘文活字与汉字活字不同,汉字活字是以汉字(即词)为单位的,而回鹘文活字中则有以词、音节、语音为单位的,是介于语音为单位的活字和汉字活字之间的中介类型活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这些活字皆为凸起阳文反字,绝大多数皆宽1.3厘米,高2.2厘米,长短则依所表示符号的大小而定。这些活字木料质地坚硬,据观察有些呈浅赭红色,有些木料则呈黄褐色,似为枣木或梨木。枣树和梨树是我国北方地区多见的树种,在西北地区分布很广,木质较细,易于雕刻,且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用于活字的木料使用前,要经过处理,使木料经久耐用,不遭虫蚀。这些活字绝大多数可能都因印刷用过多次,外表已成黑色。活字字面虽历经几百年,仍然字迹清晰。据观察比较,这些活字的制作方法有两种,第一种:通常制作活字的方法,即先将字样写好贴在已准备好的木板上,贴好字样,然后由刻工雕刻成活字,再经过逐个修整,即可归类使用;第二种:利用旧雕版,根据需要将旧版文字按词或音节进行锯截,这批回鹘文活字中出现的有些活字有多余的字符,估计就是旧雕版文字中原有的。有些活字字面和地脚两面都有回鹘文或标点符号,这似乎是因为一时需要应急,或为了节省原料而为。此外,有些活字一面有刻坏的字,为节省原料,利用另一面重刻回鹘文。
      现存巴黎吉美博物馆的960枚回鹘文活字估计是当初所使用过的活字的一小部分,被遗弃几百年之后所发现的,中间经历了六百多年,其大部分已散失或遭破坏。所幸的是,由于敦煌地处西北,气候干燥,尚存的这几百枚活字无腐朽者,这也可能与活字制作者对活字木料进行化学处理有关。除少数几枚,其他活字字面笔画及线条均无损毁迹象。用法国产公文印章用墨,在国产宣纸上进行印刷取样,效果十分好,无湮墨现象,印文字迹清晰,与现存世回鹘文印刷品(实物)文字相比较,效果几乎完全一致。
      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北区洞窟逐一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的遗物中除了大量的回鹘文献和其他文物,还发现了48枚回鹘文木活字。加上由敦煌研究院文物仓库保存的6枚(亦由北区出土)共计54枚。这些活字与法国攫取者同属一类,使存世的回鹘文木活字达到1014枚。
      对敦煌出土回鹘文活字印文进行解读、分类的结果表明,他们所表示的文字符号有以下几类:(1)以字母为单位的活字;(2)以词为单位的活字;(3)表示动词词干的活字;(4)表示词缀的活字;(5)以不表示词义或语法功能的语音组合的活字;(6)表示叶面版框线的活字,其中有单栏,也有双栏;(7)表示标点符号的活字,其中有一点和两点的,也有四点的。此外,还有表示附加符号的活字以及用于排版填空的夹条和中心木。
      敦煌回鹘文木活字的发现在中国和世界印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大量的考古发掘表明,除了在敦煌发现的活字实物之外,在吐鲁番古代遗址也发现过大量回鹘文印刷品,还发现有用于印刷的印版。这说明印刷术曾在回鹘人居住的区域得到广泛应用。汉字活字是以字(词)为单位的活字,与回鹘人为邻的西夏人所使用的活字也使用符合西夏文字的以字(词)为单位的活字,而回鹘人所使用的活字则是以包括音素、音节和词为单位的混合类型的活字。回鹘人根据回鹘语的语言特点,创造出了不同于汉字活字的新的类型的活字。回鹘文活字首先考虑到了回鹘语形态变化,也考虑到了回鹘文字为拼音文字这一重要因素,其中已经蕴含了现代字母活字设计的思想和原理。因为目前还没有有关回鹘文活字创制和应用的确切史料记载,对其年代还只能根据间接的材料和有关历史背景进行大概推测。根据敦煌地区回鹘人活动的史料以及莫高窟兴衰的历史等因素考虑,敦煌回鹘文木活字的年代,应在12世纪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这个年代也正是西夏地区活字印刷术得到发展的时代,西夏佛教与回鹘的关系密切,两地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是必然的,回鹘活字的创造和使用也不应晚于这个时期。中国活字印刷术发明不久,已经传播到西夏和回鹘地区。回鹘印刷实物的发现提供了早期活字印刷实物证据,更加确认了中国首创活字印刷的地位,扩大了我国早期活字印刷使用范围。非常重要的是,回鹘文活字中有大量的以语音为单位的活字,已经蕴含了西方字母活字形成的原则,其创造和使用于12和13世纪之间,早于德国谷登堡使用的金属活字二百年左右。可以说回鹘文活字是世界古代印刷史上的一个奇迹。回鹘人创造了适合自己语言和文字特点的活字,事实上开创了拼音文字活字印刷的先河,是世界活字印刷史上的重要历程碑。回鹘使用活字印刷实物的发现,从时间上填充了活字印刷术西传中两个世纪的过渡时期,从地域上由中原地区向西推进了两千多公里,为中国活字印刷术进一步向西传播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在印刷术向欧洲传播过程中,丝绸之路北线与南线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蒙元时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活字印刷术有可能是在这一时期传入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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