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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 爱国典范——写在渥巴锡纪念塑像之前

丹碧

       在和静县城中心广场,矗立着一座塑像,一位勇士手执皮鞭,稳坐马背,目光直视前方,严然一副将帅风度。塑像的底座正面刻有七个大字:“民族英雄渥巴锡”。
我并不是土尔扈特人的后裔,但是每次来到和静县城,都身不由己地前来瞻仰这尊塑像,凭吊这位英雄。每当此时,我的思绪中不禁映现出18世纪70年代初的那场震撼世界的历史壮举——土尔扈特人民的东归。一位英国作家说过:“从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像上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指土尔扈特人——引者)跨越亚洲无垠的草原向东迁返那样轰动于世和那样激动人心的了。”(德昆赛《鞑靼人的反叛》)
(一)
       说到东归,自然就不能不先回顾西迁了。孰不知,那也是一幕幕金戈铁马、风云变幻、雷鸣电闪、刀光剑影的场景啊!
       土尔扈特,是我国西部卫拉特蒙古的一个部落,明朝时游牧于今新疆塔城以西以北的阿拉湖和斋桑泊一带。明朝末年,国内局势产生重大变化,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摧枯拉朽,从根基上动摇了明代统治;继而,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清朝政权又不断发起凌厉的攻势,明朝灭亡指日可待。
       此时土尔扈特部落也三面被困:在南面,与伊犁河流域的准噶尔部之间发生争端;在东南,与东蒙古的关系恶化;北面又面临沙皇俄国扩张势力的步步逼迫。为了寻求生路,只有向西迁移。于是,1626年五万帐的土尔扈特人民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赶着牛马羊群,唱着《离别家乡》的歌谣,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在1630年左右到达当时沙俄还没有控制的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沿岸。
       但是,这里既不是与世无争的“香格里拉”,也不是自得其乐的“世外桃源”,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沿岸立足不久,新的危机跟踪而至。沙皇俄国武力相逼,强迫土尔扈特人放弃佛教,改信东正教,引起他们强烈的不满,终究变成双方之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1644年,和鄂尔勒克指挥万人进攻里海之边的俄国重镇阿斯特拉罕,与其次子一同壮烈战死在城下。
面对父亲和弟弟的阵亡,书库尔岱青执政时期在对俄关系上做了灵活调整,经过历时数年的五次谈判,以表面上的臣服,争得了俄国对土尔扈特在伏尔加河下游流域游牧区的承认,但依然我行我素,不受约束。
       阿玉奇是土尔扈特汗国的第四任首领,在位50年。他执政时期,彼得一世对瑞典和土耳其发动战争,强行征调万名土尔扈特人上前线当炮灰,大部分人无辜丧命。为了摆脱沙俄的控制,土尔扈特参加了顿河流域爆发的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拉辛农民起义、伏尔加河流域的巴什基米尔人民起义。对于土尔扈特人的不断反抗,后来俄国历史学家也这样写道:“俄国要卡尔梅克人(指土尔扈特人——引者)永远顺从,这恰是爱好自由的卡尔梅克人所不愿意。在他们看来,自己有权在草原上游牧,在河流中航行,因为土地和水都是神圣的佛所给予的。而且这里的土地和水从来没有人利用过。因此他们公开宣称:我们永远不当谁的奴隶,我们不怕任何人!”(帕里莫夫:《卡尔梅克民族在俄国境内的概况》)。
       这样,土尔扈特人和沙皇俄国时而和解,时而抗争,进入18世纪60年代,对土尔扈特来说,这意味着一场更大的灾难的降临。1762年,叶卡德林娜登上沙皇宝座,她忠实推行彼得一世争夺世界霸权的对外政策,穷兵黩武,扩军备战,进一步把俄国变成欧洲的战争策源地。据统计,1762年至1769年,俄国共征兵32次,人数超过125万(《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土尔扈特人英勇善战,娴于骑术,更是俄国政府征调的主要对象。在以往的战争中,俄国政府每次都“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损伤土尔扈特人众数万,归来者十之一二。”(椿园《土尔扈特投诚记略》)在渥巴锡执政时期,又有两万多土尔扈特军队被征调参加1770年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土尔扈特人被迫参战,死亡七八万人。沙俄还命令,要土尔扈特16岁以上者全部上前线,甚至强迫他们接受东正教的洗礼。残酷的民族压迫和繁重的兵役负担使汗国人民“苦于征役”、“人人危惧”,发出“土尔扈特人的末日到了”哀叹!
        可见,18世纪60年代以来,土尔扈特汗国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土尔扈特人民必须迅速而认真地作出抉择:逆来顺受、屈辱生存,还是针锋相对、反抗自救?这是摆在他们面前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问题,面对汗国主要首领、年轻的渥巴锡来说更是一次最大的历史考验。
        1771年1月5日,这是土尔扈特历史上最可纪念的日子。土尔扈特人民终于作出抉择:“整个部落异口同声地发出吼声,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斯文·赫定《热河——皇帝城》)。犹如火山爆发,大水决堤,土尔扈特人民回归祖国的艰苦而伟大的长征开始了。而组织、领导这次伟大壮举的领袖人物,就是千古英雄渥巴锡。
(二)
       渥巴锡于1761年继承汗位,成为土尔扈特部落西迁后的第七代首领,当时年仅19岁。史称,他胸怀坦荡,心地善良,待人友好,很受部落的拥戴。如果说这仅是对他个人品性的评价,那么作为一场轰动世界的“民族大迁返”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何等非凡的胆识和谋略,何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
       1月初的伏尔加河下游,正是隆冬季节,寒风凛冽,阵阵风吹,当旭日的阳光洒向大雪覆盖的伏尔加河时,皑皑的白雪闪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就在这时,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孺和老人乘上早已准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跃马横刀的骑士保护下,一队接着一队陆续出发,彻底离开了他们寄居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
       土尔扈特人民在回归祖国的征途中,历时七个多月,行程一万余里,英勇地击溃了沙俄军队的堵截和追击,经受了亘古以来少见的艰难困苦,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对此,国内外不少学者和专家发表了许多文章,作了详尽的叙述。我们只要对比一下下面一对数字,就不难明白土尔扈特人民的东归征程是何等艰苦、何等惨烈!
       渥巴锡所率起义东返的全部队伍共3336余户,168000余人;而1671年7月“其至伊犁,仅以半计”(弘历《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据我国档案所载,当时实地调查的东归户数与人口是15793户、66073人。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土尔扈特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作出如此巨大的民族牺牲呢?2004年,我到和静再次凭吊渥巴锡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讲起土尔扈特人民东归的直接原因,自然联系到1770年俄国对土耳其发动的那场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身为汗国军队最高统帅的渥巴锡,不但没有得到俄国的任何褒奖,反而遭到俄国一位将军的无端羞辱,引起渥巴锡的极大愤懑。接着发生的事情更使他忍无可忍:俄国女皇下令,要他把自己的儿子和五位达官贵族的儿子送到莫斯科,而且还要从卡尔梅克送出1万名新兵派往俄国军队中去。大难临头,促使渥巴锡下定决心,向大家发布蓄谋已久的发动武装起义、返回祖国的宣言:“为了遵守本族法规和保护卡尔梅克民族,除了摆脱此间的(即俄国——引者)庇护而出走外,别无他法。为此要求众人随行。”(别格曼《卡尔梅克人游历记》)。早已义愤填膺的土尔扈特人民,一经渥巴锡的号召与动员,满腔怒火燃烧起来,毅然走上起义东归的征途。
        返回祖国是土尔扈特人民的世代夙愿。据俄国史料记载,1646年土尔扈特的首领们就“准备从伏尔加河迁回准噶尔”(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阿玉奇汗曾“两次蓄意出走中国”,“敦罗卜喇什(土尔扈特汗国第六代首领——引者)也有此意图”(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不过,从伏尔加河到准噶尔,毕竟是太遥远了,加之其它种种条件的限制,当时未能成行。但他们依然与卫拉特各部及清朝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断派人回国,探望亲人,“奉表入贡”,到青海、西藏“熬茶礼佛”。1714年和1731年还举部盛情接待了来自祖国的使者——图理琛和满泰使团。所有这些,自然在土尔扈特人民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天阙不辞钦献赆,雪山何碍许熬茶。”正是土尔扈特人民这种与祖国的密切关系和中华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亲和力,才是土尔扈特人民武装起义、毅然东归的真正原因吧!法国学者加恩说得好:“土尔扈特人若不是由于中国的许诺,长久怀着重归故土的想法,怎么可能突然离开已经生活了一个世纪的地方,冒着各种危险回到故乡去呢?”
        我在塑像前伫立许久,凝望着“民族英雄渥巴锡”七个大字,思绪万千,不禁感慨:渥巴锡,您结束了土尔扈特人民漂落异域的悲苦命运,带领他们摆脱异邦统治,投入祖国的怀抱,不愧是千古英雄,爱国典范!人民将永远纪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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