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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乐舞与唐朝的宫廷乐

薛宗正

      唐朝是我国空前开放的时代,它以广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迎接着当时多元文化的挑战,并把这种挑战变为营养,充分吸收其中的一切精华,不仅增强了祖国文化的生命活力,而且通过对接、冶炼、重铸,创造了辉耀中天的大唐文化,形成为覆盖东亚的中华文化圈。其中西域乐舞乃是汇入这一巨川中的一大重要源头活水。
      西域,这片位居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两缘,为天山、昆仑两大山系千年积雪所滋润的两条绿洲走廊,在古代乃是贯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交通要冲,毗邻印度、波斯,远通希腊、罗马、拜占廷,早就成为世界各大文明中心多元文化光照的聚焦点。乐舞艺术之花早就喷芳吐馨,摇曳生姿,并在不同的城邦,形成为不同的地方风格。出现了于阗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伊州乐,进入唐朝时期由于原居河中、七河流域的粟特人大批客居或入籍西域,又带来了康国乐、安国乐、石国乐,西域乐苑更加异彩杂呈、春色满园关不住了。
      于阗乐原本是塔里木城邦诸国中最古老的乐种。据《西京杂记》的追溯,早在汉代就已闻名中原了。于阗(khotan)之名原为古藏语“玉的都邑”的意思,说明最为古老的原住居民本是羌人,原始的于阗乐大约是一种西羌乐,主奏乐器似为横笛。至东汉初年,塞人入主于阗,创建了称为瞿萨旦那的于阗尉迟氏王朝之后,佛教传入,作为犍陀罗音乐变种的法曲进入音乐殿堂,于阗乐有了新的发展。乐器种类增加了觱篥、凤翼笙等,斯文赫定、斯坦因等西方探险家在于阗故境还发现了类似吉他的弦乐器实物,但仍以吹奏乐独擅胜场。
       龟兹乐的兴起乃西域艺术史上划时代事件。汉代龟兹在音乐上并不知名,龟兹王绛宾迎娶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为妃,才从中原输入了主要以钟鼓琴瑟组成的雅乐,但到了塞人入主龟兹,创建白氏王朝之后,随着佛教弘传,印度北宗音乐的传入及其同原先传入的中原雅乐相结合,加上本地人的创造性发展,龟兹乐开始初绽蓓蕾。印度北宗音乐在我国被称为天竺乐,永和四年(348)有一支乐队来到前凉的都城姑臧,由乐师12人,凤尾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都昙、铜钹等9种组成,包括了弦乐、打击乐和吹奏乐等三大组成部分,主要演奏佛教音乐。龟兹乐就是在印度北宗佛教音乐的础石上,吸收中原雅乐和本地羌人古乐,融合而成的一种具有浓厚地方和族群特色的音乐体系。以七音律编制乐谱,拥有庞大的乐队。成熟的龟兹乐已有二十余种乐器。而以五弦琵琶为主,吸收了汉人的笙、排箫、筝、鼗鼓;羌人的羯鼓,它不是单纯的打击乐,也不是单纯的管弦乐,而是集各种乐器于一炉,充分发挥合奏,与合声的艺术效果。乐器以五弦琵琶为主,包括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圆鼓、都昙鼓、腰鼓、羯鼓、铜钹、贝等多种乐器的合奏,旋律和声,浑然一体,可以奏出非常复杂的曲调。在龟兹昭怙厘大寺发现的舍利盒和克孜尔千佛洞窟顶都绘有一群群手持各种乐器的天女,飞天,歌舞于祥云霭霭的天宫之上,这种画面被称为《天宫伎乐图》,这种美妙的龟兹乐舞岂不就是这一再现人间的天宫伎乐。而一切天宫生活又总是人间生活的折射,在这个意义上,龟兹乐又是以音符语言与形体语言编织出来的西域风情画。
       建国喀什噶尔绿洲的疏勒也是西域重要的歌舞之乡,形成了另具地方特色的疏勒乐。乐队主要以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篓鼓等十一种乐器,乐师十二人组成。疏勒乐与龟兹乐虽然所用乐器大体相似,但弹奏方法和演奏乐曲存在着重大差别。琵琶不用木拨而用手弹,更加灵巧,并出现了以左手弹琵琶的技巧。都是疏勒乐的重要特征。其乐曲以《火凤》,为其代表作。这部名曲又名《真火凤》或《急火凤》,以“声沉多咽绝”为特征。祆教崇拜圣火,以鹰为神鸟,并有火中神鸟再生的传说,火凤大约就与这个主题有关。此外还有乐曲《倾杯乐》,歌曲《亢利死让乐》等。龟兹乐的源头是印度佛教北宗音乐,而疏勒乐的源头则是波斯的祆教音乐,但传入疏勒后已同本地的佛教音乐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结合。这就是区别疏勒乐与龟兹乐的畛域所分。疏勒舞源出石国,多双人舞,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疏勒盐》等,善柘枝舞,特点是衣五色绣罗、宽袍、胡帽银带,作醉姿腾跃,以鼓声为节,曲终半袒其衣,舞姿跌宕、柔美。
       在于阗乐、龟兹乐、疏勒乐的影响下,天山东部到河西走廊又出现了高昌乐、伊吾乐、西凉乐等新的地方乐种。这些地区与以操印欧语塞人为主的于阗、龟兹、疏勒不同,主要居民是汉人,所沿习的艺术传统乃以钟、鼓、筝、竽为主乐器的雅乐或华夏民间音乐。这些地方乐种更加体现了汉地音乐与西域音乐的结合。其中尤以西凉乐最为典型。西凉乐指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音乐。凉州乃河西大城,自晋末张轨主凉州,中原大批流民纷纷西徙,很快繁荣起来,河西诸凉王朝大率建都于此,直至入唐后仍为河西首府。唐代诗人元缜有诗咏赞它的繁华。“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凉州乐的乐器有编钟、磬、筝、笙、箫,笛、齐鼓、檐鼓、这些都是汉地乐器,又有羌人的横笛,以及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筚篥、小筚篥、腰鼓、铜拔、贝等,舞伎平巾帻,绯褶、女伎著假髻,玉支钗,紫丝布褶,白大口彦彩接袖,乌皮靴。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汉装,仅足穿胡靴。汉风色彩更加浓郁,但已融入胡乐的异域风情。是汉乐与西域胡乐结合的最近纽带。
       大唐日出,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景象。唐朝第二代君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已灭亡了称雄漠北的东突厥汗国,取得漠北铁勒九姓的臣服,基本上统一了今新疆地区。贞观四年(630)改伊吾为西伊州,贞观六年(632)定名为伊州,贞观十四年(640)又灭亡了高昌麴氏王朝,取得了可汗浮图城,以高昌故地改置为西州,同年创置了西域第一个军府——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二年(648)以可汗浮图城改置为庭州。天山东段基本上实现了郡县化,出现了伊、西、庭三州。至第三代君高宗李治在位时期,又于显庆三年(658)进一步灭亡了西突厥汗国,取得了包括吐火罗等阿姆河流域诸国及河中粟特诸城邦都也并入唐朝版图,大唐西域的概念已包容葱岭东西、天山南北,不仅限于今新疆地区。同年(658)安西由西州移治龟兹,晋级为从二品的安西大都护府。总管这一广大地区,至武周长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703年1 月7日)又在庭州创置了北庭都护府,中宗景龙三年(709)北庭也晋级为从二品的北庭大都护府。初步形成了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分治南北的政治格局,进入玄宗朝,安西主将又加安西四镇节度使衔,北庭主将加伊西庭节度使或伊西节度使衔,二大都护府的南北分治进一步定型化为安西、北庭二节度的东西分治,即北庭节度使主政东部伊、西、庭三州,安西节度使主西部安西四镇守军及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城邦四国。随着西域并入大唐帝国,由大批一流西域乐师和艺人组成的乐队、舞团正式走进唐朝宫廷,备列九部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西域著名乐种都名列其中,而且都是原汁原味的西域本地乐舞。这正是大唐新乐全面熔铸的历史前奏。
      宫廷九部乐是唐朝最高规格的官方乐舞团队。源自隋朝的宫廷七部乐,后又发展为十部乐。任务不仅在于娱乐内宫,而且在举行重大仪式、祭祀、奏凯、接待外国使臣、宴接大臣、将帅时都少不了他们。是唐帝国对内、对外的一面艺术旗帜。自唐朝的开国皇帝高祖李渊占领长安,接收了亡隋宫廷乐队开始,就组成了九部乐班子。兼资文武的第二代君太宗李世民尤热爱乐舞,由他亲自提出设计意图,亲自绘制《破阵舞图》多名乐师、舞师参加的设计、完成的初唐大型乐舞《秦王破阵曲》被视为反映大唐开国、以武定天下的名曲。乃太宗朝一代盛事,其地位几乎相当于今天的国歌。今存汉文史书新、旧唐书的《音乐志》都仅仅记载,《秦王破阵乐》首次在唐朝宫廷亮相是李世民登位后的第二年,即贞观元年(627),这时的李世民早已称皇帝而不再称秦王了。说明创造此曲的时间必定在此之前,李世民自己当年也提到“朕昔在籓,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破阵乐》的文化源头大约是西凉乐,起初只能在秦王府宴饮本府将领时秘密演奏,至武德九年(626)夺取政权以后,始正式移入宫廷排练,又在吕才等宫廷乐师的参助下,进一步吸收了龟兹乐、疏勒乐等西域乐种,至贞观元年才正式定型化。有资料显示,深受太宗李世民宠信的乐师不仅有汉人吕才,还有曾任隋宫廷乐正的资深龟兹乐师白明达、太常乐工疏勒人裴神符,原籍安国的粟特舞蹈家安叱奴等人。白明达隋末入宫,入唐后,历仕高祖、太宗两代,既是琵琶演奏家,又是度曲名家,名曲有《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十二时》、《春莺啼》等,极受太宗宠信,裴神符,历仕太宗、高宗二朝,他在发扬光大了本国以左手弹琵琶的技法的同时,又妙解乐曲,引入疏勒名曲《胜蛮奴》、《火凤》、《倾杯乐》,这两位西域乐师可谓李世民在音乐领域的左右手,必定在《秦王破阵曲》的创作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至于舞蹈方面的西域名伎,史书中所记仅有安叱奴一人,这位安国著名舞蹈家,早在隋末唐初已名噪长安,李渊入长安,封他为散骑常侍,尽管礼部尚书、太子詹事李纲上书切谏,也绝不动摇。可见其舞蹈技术的精湛。据此,《秦王破阵舞》确实融入了不少西域艺术的因素。只是因为这一乐曲宣扬的尚武精神与儒家倡导的偃武修文主张有悖,在儒臣封德彝的建议下,改名为《七德乐》,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药等人更制了歌辞,这一改名反映了唐朝宫廷保守势力与开放派的一场斗争,尽管保守派取得了表面的胜利,但这个名称并不流行,它的公认曲名仍然是《秦王破阵乐》,这一新乐的诞生应是西域乐舞与中原雅乐初步结合的尝试。理应永垂史册。
       太宗李世民,不但在乐舞艺术上有所创新,更重视对原汁原味的西域乐舞精髓的直接吸纳。为历代唐朝皇帝所继承,至玄宗朝而达到极至。因此,这些西域乐种入唐后不仅继续保存了自身特有的艺术特点,而且有了进一步的恢弘和发展。九部乐(十部乐)名义上仍以中原雅乐列为诸乐之首,实际上西域乐舞最受欢迎,才是真正的主乐。出现了出现了“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元稹:《法曲》),和“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的时髦风气。其中龟兹乐的主乐器乃琵琶,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反映了龟兹乐的深刻影响。觱篥乃另一倍受歌咏的西域乐器,《全唐诗》卷133收有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诗》,描写了觱篥的演奏。岑参的《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一诗中的胡人吹奏胡笳的描写,据《乐府杂录》“觱篥本龟兹国乐也,亦名悲篥,有类于笳”。正因为同胡笳“有类”,于是干脆叫它胡笳了,可见岑参诗中的胡笳所指实乃西域乐器觱篥。但《乐府杂录》所记也并非完全可信,因为原始的龟兹乐队组成中并没有作为吹奏乐器的觱篥,这种乐器在于阗乐与疏勒乐中都有,但似乎主要发源自于阗,尉迟青与王麻奴斗觱篥的故事早已是众所周知,这个故事恰恰反映了觱篥的演奏乃于阗人的祖传绝技。与龟兹乐无关。
       玄宗李隆基是一位精通音律,热爱歌舞的风流天子是大家熟悉的。但对他的早期乐风与晚期爱好之间的转变似乎至今仍为世忽略。开元时期的玄宗是富有创造性的皇帝,反映在乐舞领域乃创造了继《秦王破阵曲》之后另一鸿篇巨制——《霓裳羽衣曲》。对此,有关研究已经够多了,其主要特征是轻歌曼舞,胡化特征并不明显。反而更多地呈现了道教文化与西凉乐的影响。但到了天宝年间,作风大变,由喜欢慢旋律变为喜欢快节奏,大加倡导胡旋舞。迄今学术界大都以为这是龟兹乐的影响。我也曾接受过这种共识。但现在突然觉察似乎并非那么一回事。联系李隆基重用粟特人,以及此后粟特乐师大批名噪中原的记载判断,李隆基所偏爱的乐种并非高贵典雅的龟兹乐,而是发源于河中粟特的康国乐与安国乐。其中康国乐发源于河中名城撒马尔罕(唐朝译名飒秣犍)、安国乐发源于河中名城布哈拉(唐译名捕喝),
       都是粟特人集中的城邦。两者乐队组成大体相似,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双筚篥、王鼓、和鼓、铜钹等10种,区别在于安国盛行佛教,而康国乐则以祆教为主,佛教为辅。《旧唐书·音乐志》中明确记载胡旋舞的发祥地就是康国“康国乐……善胡旋舞,舞者旋转如风。”至于其服装、进入唐朝宫廷的粟特乐队显然经过唐朝的改造,因此不必迷信唐朝史料的记载,胡旋舞的舞者多为女性,有的男子也善于此舞。舞者穿长袖宽下摆衣衫,着彩锦软靴,动作有摇头、抃指、弄目、弓腰等,尤以旋转为最多。诗人白居易写有《胡旋女》一诗。其中有“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篷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巳时。”可见伴舞的乐器有五弦曲颈琵琶、手鼓等。唐初传入内地,极受朝野欢迎,盛行百年不衰。据记载,杨贵妃、安禄山都擅长胡旋舞。而杨贵妃也善于轻歌曼舞的《霓裳羽衣曲》,说明胡旋舞是后来学习的,而安禄山本身就是粟特胡,虽然原籍安国,但从他鼓吹的信仰是祆教而非佛教,所擅长的是胡旋而非安国本身舞蹈,更近于康国乐,而不同于安国乐。胡旋舞的特征是快节奏与疯狂性,恰与祆教的教义相合,而与佛教不相容。因此,尽管到了号称“盛唐”的玄宗时期,这种舞蹈也已传入龟兹本土,但却不是龟兹舞蹈的原生态。迄今我国学术界流行的胡旋舞即龟兹舞的定论似乎应当打一个问号。
       唐代的宫廷音乐以及中原民间乐舞,正是在如此纷繁的西域乐舞风格影响下,以完美的交流与融合姿态,留下了与其恢弘的帝国相匹配的璀璨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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