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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对新疆的治理与开发

齐清顺

       十八世纪中期是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1755—1759年(乾隆二十至二十四年),清朝趁长期割据我国西北地区与自己抗衡的厄鲁特蒙古(史称“西蒙古”)各部内乱之机,出动数万军队,先是消灭了天山北部由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为主建立的地方政权;继而又平定了以厄鲁特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为首的部分人在这一地区的叛乱;最后再平定了天山南部维吾尔族中和卓后裔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二人发动的叛乱,从而结束了天山南北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战乱不断的动荡局面,确定了自己在这—地区的统治地位。自此,新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对国内外一再宣称:“准噶尔荡平,凡有旧游牧皆我版图”,治理地域包括天山南北,阿勒泰山东西,直到帕米尔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根据新疆当时政治、经济、民族状况及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清朝决定仍基本沿用汉、唐治理西域的办法,在新疆实行以军事为主的军府制度。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清朝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驻伊犁惠远城(今新疆霍城县境),“总统”天山南北军政事务。在伊犁将军以下,清朝又设立乌鲁木齐都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驻今新疆喀什)、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驻今新疆塔城),以及更低一级的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分管各地方军政事务。清朝规定,伊犁将军及驻各地的都统和诸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绝大部分从内地满州八旗官员中调往,皆为武职,归伊犁将军“节制”,其主要职责是统领当地驻军及管理由军队进行的屯田巡边等,一般不直接干预各地的民事活动。清朝在新疆实行的这种军府统治制度,既可以保证新疆军政人权掌握在以满族为主的清朝中央政府手中,又能避免直接干预新疆各民族内部事务而引起的不必要麻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保持新疆政局稳定和政治上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清朝治理新疆后,又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实际社会经济状况,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实行不同的治理制度。乌鲁木齐是清代新疆重点开发地区之一,也是汉、回族农民群众集中生活的地区。这些从内地各省迁居的汉、回族农民群众,不管是从生产、生活方式上,还是从经济、文化状况上,都与内地各省的汉、回族农民群众基本相同。因此,清朝在这一地区实行与内地各省—致的郡县制(又称州县制)进行治理。1773年,清朝在乌鲁木齐地区设立“分巡镇迪粮务兵备道”(简称“镇迪道”),道员驻乌鲁木齐巩宁城,下设有镇西府(驻巴里坤)、迪化直隶州(驻乌鲁木齐迪化城)及奇台县、宜禾县、阜康县、昌吉县、绥来县(今玛纳斯县)和呼图壁巡检、吉木萨县丞;天山南部的塔里木盆地边缘各绿洲是维吾尔族集中生活的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习俗与乌鲁木齐地区的汉、回族有很大不同,清朝便基本保留其原有的伯克统治制度,按照清朝官员的惯例,给维吾尔族中的大小伯克一定品级,让他们管理本民族中的生产、赋税、司法等事务。根据清朝编纂的《回疆则例》一书统计,在天山南部维吾尔族中共设立有293名伯克(另外伊犁维吾尔族中有26名,吐鲁番维吾尔族中有10名),其中三品伯克9名,四品伯克24名,五品伯克41名,六品伯克71名,七品伯克148名;对归附较早、并在统一新疆中立有战功的哈密、吐鲁番两地的维吾尔族,以及以游牧为主、后来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等部,清朝则实行札萨克制度进行治理,册封各族中的首领为王、公、贝勒等,让他们全权管理本民族中的一切事务,不但不在他们中间征收赋税,而且每年还赏赐他们大批财物。清朝在新疆实行的这种“因俗而治”、多种制度并行的治理政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团结各族上层首领以取得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尽快保持各个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恢复发展生产,起了比较好的作用。
       清朝治理新疆后,为了维护新疆统一和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从1759年,清朝从内地抽调满、汉、回、锡伯、蒙古(察哈尔部)、索伦(鄂温克、达斡尔)等族八旗、绿营官兵到新疆驻防,主要集中在天山北部的伊犁、乌鲁木齐地区驻守。这些移驻新疆的军队,后来全部改为携眷长驻。据嘉庆年间成书的《西陲总统事略》一书记载,在天山北部携眷长期驻守的各族八旗、绿营官兵总数有约4万名,加上他们的家眷,总数在10万以上。这些人在新疆长期驻守,安家落户,后来发展成为新疆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在这同时,天山南部还驻防有从陕西、甘肃两省定期换防的绿营军队约5000名,以维护当地社会的稳定。在这一时期,为了增强新疆驻军的防御作战能力,清朝在新疆各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修筑了许多城堡。这一时期在天山北部修筑的主要城市、城堡有伊犁地区的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瞻德、拱宸、熙春、塔勒奇和宁远九城,乌鲁木齐地区的迪化、巩宁、辑怀、阜康、保惠、孚远、会宁、宁远、景化、绥宁等城,以及天山南部的徕宁、永宁、广安等城。这些新建的城堡,不仅是各地军队的主要驻所,而且后来不少发展成为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奠定了近现代新疆行政区划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在这同时,清朝还在天山南北各交通要道、特别是沿边各山口河道重地设置卡伦(哨所),驻军守卫,并派军队按路线定期巡查,以防止不法分子潜逃和“外藩”部民进入,维护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后来,清朝在沿边地区设置的不少卡伦成为抵御外来侵略者,特别是近代沙俄侵略军的重要堡垒,在维护中国西北边疆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朝治理新疆后,为了开发边疆、促进新疆经济的发展,在天山南北开展了大规模的以屯田垦荒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活动。根据实际情况,清朝在新疆的屯田垦荒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是兵屯,即组织驻防绿营官兵进行的屯田。这种屯田仍按军队原有编制组织生产,官府提供土地、种子、农具、耕畜等,每名士兵一般种地20亩,收获的粮食除本身食用外,全部上交国库,并制定较详细的条例以奖勤惩懒。例如伊犁有驻防绿营官兵3000人,每年抽出2500名屯田,每100名为一个生产单位,每名士兵种地20亩,年产粮食20石左右,不但完全可以自给,还有不少余粮上交当地粮库,成为当地官府驻军用粮的一个重要来源。据有关资料统计,新疆屯田绿营官兵最多时达2—3万人,是清朝治理新疆前期屯田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二是民屯,即组织内地农民群众到新疆进行的屯田。民屯与兵屯相比,虽然刚开始组织比较困难,见效也比较慢,但农民屯田生产不仅可以为国家提供长期可靠的赋粮收入,而且安家落户后,与土地相结合,生产积极性较高,并且可以带动当地养殖业、手工业发展。因此,清朝更重视民屯的发展。清朝提供车辆、口粮等各种优惠条件,组织内地各省,特别是陕、甘两省贫苦农民群众到新疆屯田,一般每户给地30亩,免费提供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土地六年后升科交粮,每亩交粮九升左右。在清朝鼓励帮助下,内地大批汉、回族农民群众到新疆安家落户,屯田生产。据统计,到19世纪初,新疆民屯人口已超过20万,垦种土地100万亩以上,成为这一时期发展新疆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三是回屯,即维吾尔族农民进行的屯田。清朝治理新疆后,除在天山南部维吾尔族集中居住的地方采取召集流亡、减轻赋税等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还从天山南部迁移6000余户维吾尔族农民到伊犁地区开荒种地。伊犁地区是天山怀抱中的一个河谷盆地,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有利于农业生产。这些维吾尔族农民到达伊犁后,集中居住在伊犁河两岸,挖渠引水,开荒种地,种植大麦、小麦、谷子、糜子等农作物,成效显著,平均每尸向官府交粮16石以上,每年共向官府交粮10万石以上,是伊犁地区国库粮食的主要来源。四是旗屯,即八旗官兵进行的屯田。在清朝从内地调驻新疆的八旗军队中,除满族官兵专事训练巡边外,其他锡伯、蒙古、索伦(鄂温克、达斡尔)等族官兵都要进行生产,作到口粮自给。在各营屯田中,锡伯营成效最为显著。对此,伊犁将军松筠后来说:“锡伯营向无官给口粮米面,均系自耕自食,现在生计有资”。与锡伯营相比,蒙古、索伦(鄂温克、达斡尔)等营由于一直以游牧为主,屯田效果不太明显。后来,为了解决“八旗生计”,伊犁曾组织满营中的“闲散余丁”进行屯田以增加收入,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大多有始无终。五是犯屯,即组织遣犯进行的屯田。清朝认为新疆是全国“边远艰苦”地区之一,便把内地一些重罪犯人发遣新疆服刑,其中一部分人便安排种地。这些犯罪人(史称“遣犯”)在各地官兵监管下,单身者每人种地12亩,有家眷者每人种地15亩,官府提供生产资料,生产的粮食除少量口粮外也全部上交国库,表现较好者可以在新疆安家落户,加入民籍。据统计,常年在新疆种地的遣犯有数千名,其中仅乌鲁木齐一地最多时就达2000人左右。在当时各类屯田中,遣犯屯田因各种原因虽然效果不太好,但很多遣犯期满为民,加入当地农民屯田行列,是新疆民屯的重要来源之一。六是商屯即内地到新疆经商者进行的屯田。清朝统一新疆后,内地不少商人到新疆经商,其中一些人后来便长住不归,在新疆认垦土地。这些人由于资金比较雄厚,开垦的土地多雇人耕种,从中收取地租,逐渐成为各地的地主。虽然他们的目的是剥削致富,但对发展新疆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也应该肯定。清朝治理新疆后采取的上述措施,不仅使新疆大片万古荒原变成了万亩良田,从根本上解决了新疆官司府驻军人员的吃粮问题,而且改变了新疆历史上长期以天山为界“南农比牧”的经济分布格局,从而为新疆的统一、稳定和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清朝治理新疆后,把进一步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当作重要事情来抓。新疆自古就是多种宗教、多种文化并存发展的地区。清朝统—新疆后,对这一地区原存在的两大宗教——伊斯兰教和喇嘛教(藏传佛教)均采取以政教分离为中心的保护、利用政策,在严禁伊斯兰教宗教头目干预维吾尔族行政事务和喇嘛教宗教头目干预蒙古等族行政事务的同时,对各族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则给予保护,并重新修建了一些寺院,为各族群众进行正常宗教活动提供场所。这一时期清朝对喀什地区和卓坟墓的保护,在伊犁地区重修兴教寺、普化寺等行动就是执行这种宗教政策的例证。另外,清朝在满、汉等族集中居住的城市,还普遍建有文庙、关帝庙、城隍庙、龙王庙、风神庙、老君庙等供满、汉等族军民祭祀。清朝实行的这种宗教政策,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其治理新疆前期的近百年中,既很少发生宗教头目操纵各地军政事务的情况,也使各种宗教文化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各族群众的宗教活动得以正常地进行。与此同时,由于政治社会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新疆各民族别具特色的各种文化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一时期维吾尔族著名学者穆罕默德·沙迪克,喀什噶尔写的《和卓传》和《布格拉汗》、穆罕默德·依瓦孜写的《麦赫杜姆·艾扎木》与《和卓伊斯哈克家族传》、毛拉·比拉尔写的《盛秦纪略》、毛拉木沙写的《安宁史》和《伊米德史》等历史著作,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维吾尔族诗人阿布都热依木·尼扎里的长诗《热碧娅—赛丁》、阿不都热依木·寻扎尔的《爱情诗集》、吐尔杜希的诗集《艾里毕之书》等,至今仍在维吾尔族群众中广为流传。维吾尔族传统的音乐、舞蹈,例如著名的传统乐曲《木卡姆》和舞蹈《赛乃姆》等,更是获得发展,成为维吾尔族群众文化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哈萨克族传统的口头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也获得快速发展,如《可勒帕米斯》、《英雄塔尔根》、《哈米巴尔》、《骑黄马的猎手》、《史话集》、《克普恰克史》等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作品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蒙古族中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中的《玛纳斯》等著名民间史诗在这一时期也大大丰富了内容和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大批满、汉族学者、文人在发展新疆文化中所作出的成绩。在新疆现存的志书中,绝大部分产生于清代,总数近百种,而编纂这些志书的人群中,几乎都是满、汉族官员、学者、文人,而许多人又是被清朝罢官后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的废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或赴各地调查、或查阅档案书籍、或抄写校对文稿,完成了一部又一部巨著,其中像《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新疆识略》、《回疆通志》、《三州辑略》、《乌鲁木齐政略》、《西陲总统事略》、《西域闻见录》等,至今都是研究清代新疆史必读的重要志书。在这同时,这些满、汉族学者文人还利用在新疆生活的机会,用笔记下了大量自己耳闻目睹之事,写下了许多留传后世的日记、诗文等,其总量大大超过了唐代所谓西域边塞诗文的总和。这些诗文充满了对祖国西北边疆壮丽河山的热爱和歌颂与对新疆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赞美和向往,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更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他们中的许多人,例如纪昀、洪亮吉、徐松、李銮宣、史善长、祁韵士、林则徐、邓廷桢、萧雄等等,都为繁荣新疆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都为新疆各族人民所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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