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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维吾尔散曲家——薛昂夫

栾睿

       薛昂夫,本名超吾,字昂夫,别号九皋,是元代西域人,其汉姓为马,又称马昂夫、马九皋。在元代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文学家中,薛昂夫和另一位维吾尔族文学家贯云石,因创作成就卓著而对元代文坛影响颇深。
       薛昂夫的祖辈是西域葛逻禄人,属葛逻禄王阿斯兰汗(或阿力麻里王)治下已信奉了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这部分西域人最早归附蒙古并很受元朝统治者倚重,因而进入中原定居也较早。薛昂夫祖辈很早就定居在怀孟路。薛昂夫本人就出生在怀孟,后来随父迁居兴隆(南昌),其家族在此定居80余年,直到元末。
       作为西域出身而进入中原的第三代人,薛昂夫所面临的是与祖辈全然不同的地理、文化环境,怎样置身并融入这个环境,是包括蒙古统治者在内所有进入中原的异族人共同要面对和完成的重大人生选择。薛昂夫以其积极主动地融入中原汉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参与中华文化在多民族状况下的再创造,圆满地走过自己丰富的一生,成为元代民族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
一、儒官的风采
      薛昂夫长寿,仕宦生涯长达半个世纪。为官期间的突出特点是以文治为本,以仁政为本。他为自己树立的形象和外人给予他的评价,都是颇有儒雅风度的官员。
      他大约生在元世祖至元初,于元成宗大德年间初登仕途,任江西行中书省令史,据《元史·百官志》,行中书省有从七品以下职务,如掾史、蒙古必阇赤、回回令史等,各省设员有差。薛昂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所任当是回回令史。虽然官职并不大,但年轻的薛昂夫却表现出忠直敢言、是非分明的性格。当时的广东道肃政廉访使钦察,上书行台,弹奏“军民达鲁花赤”脱欢察尔在广州多有不守法纪之事,江南行御史台派遣监察御史镏振前去核查。由于镏振受贿于脱欢察尔,乃判钦察诬陷,致钦察不平而死,脱欢察尔反受赐衣二袭的褒奖。《元史·成宗本纪》在大德六年曾记录有此事,朝廷的态度已是明朗的。薛昂夫却出于义愤,写诗揭露真相,不久,行台又派人察明此案,并得薛昂夫诗,使钦察之冤得以昭雪,薛昂夫的胆略,数十年之后还得到人们的称许。
      元仁宗对色目功臣的后代十分关注 ,对其中有突出才能的人往往破格提拔。仁宗在登基前就曾召见过维吾尔有识之士贯云石。登基不久,召薛昂夫入京,亲赐一部《大学衍义》,并留他在朝中任职,先担任礼部侍仪司的通事舍人,后来又掌管玉玺,最后升任典瑞院检院。三次提升,表明仁宗对这位精通汉文化、文学造诣较深的色目功臣之后的重视。
      随后不久,仁宗遇一位近臣替某官吏请求予以先人赠封,仁宗说:“死后赠封是为了表彰贤臣,并借以略伸孝子之志,不是轻易可赐予任何人的”。仁宗看着薛昂夫说:“像你父亲,则可以获得赠封”。于是追赠御史大夫,追封覃国公,赠谥号清献。并命朝中当时最长于碑传文字的元明善、最长于书法的赵孟頫、最长于篆字的郭贯三人合为覃国公马清献制碑。
      薛昂夫对皇帝给予的关怀十分珍惜,他遍访名石,为父亲的碑能承“三绝”之誉感到自豪。在南昌故居中建一所宏敞的藏书楼,以皇帝所赐《大学衍义》为镇库之宝。并名之为“书垒”,又自作长篇歌行体诗《书垒歌》,还写有一篇《书垒记》以明其志(诗文今均已佚)。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只是薛昂夫友人李孝光为书垒所写的次韵长歌,吴师道为其所作的《书垒记》。两位朋友在称赞书垒藏书之富、建造之工的同时,都在大力赞扬薛昂夫儒雅的读书生活,称许其高蹈情怀,吴师道特意强调了藏书之处名之曰垒的意义,显然是有意突出其父祖先辈出身军旅而本人又浸润于汉文化、变化气质而为儒士的特点。
      薛昂夫于元英宗至元初年出任太平路总管,太平路有许多关于唐代诗人李白的古迹,如太白祠、谪仙楼、捉月亭,薛昂夫仰慕李白,写过两首曲表达自己的感佩之情,同时,据清代康熙重修的《太平府志》记载,薛昂夫还曾为李白墓重建过墓碑。作为地方官,他还极力褒奖学业有成的青年。太平路有李习、李翼兄弟,曾同中延祐七年的乡试,至治元年,李翼又在江浙行省考试中得第一,薛昂夫在李氏兄弟所居的街巷建石牌坊,亲题“双桂坊”,以勉励和表彰后学。
      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薛昂夫调任池州路总管,在任期间于至元四年(1338)主持重修池州路学尊经阁。三年后又调任衢州路总管,主持兴修水利及重建当地华丰楼。华丰楼修成之后,他对百姓有一番感叹“民生是勤、荒嬉是戒”,在他亲自为本路撰写的《郡守题名记》中,明确指出,《郡守题名记》是留待“后之人将历览而议之,睹其善恶成败为之元龟。庶贤能者,唯民是恤,奉法而弗怠。贪猥昏弱者之所惧而兴起焉。”在薛昂夫现存仅3篇文章中,除上述《郡守题名记》外,还有为普及蒙学读本《历代蒙求》所作的序。
       一系列的仕途经历告诉我们,薛昂夫为官务实廉政,不但洁身自好,还希望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个关心民生、关心文化建设的儒官的美好评价。
      友人的评价中时时流露出薛昂夫作为少数民族,特别是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文人所具有的民族特点、宗教特点,如李孝光在赞其书垒的歌行中说:“我垒何所有,而无白马驮。群书汉牛马,不涉流沙河。”指明薛昂夫虽涉百典却不奉佛经的伊斯兰教徒特征。
      但在薛昂夫的交游之中,却很少因了这种民族、宗教的关系影响交往的痕迹。他的朋友中,有道士张雨、有佛僧,他今存唯一一首完整的诗作题目便是《送僧》。而且他在与这些友人的来往中,挥洒自如,如鱼得水,毫无文化差异带来的疏离感。可知薛昂夫是融化中原文化浸润自己心田,并让它生长出更茁壮的根苗。
二、散曲创作的成就
      作为一个受汉文化浸润很深的色目后代,薛昂夫的文学成就足以与当时另一维吾尔文学家贯云石相提并论。但由于史料的零散,作品散佚较多,元末以来,文坛屡见对薛昂夫各种文体创作的介绍,都很难观其全貌。薛昂夫最初是以诗词闻于世的,他的词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注意,评价也很高,但时至今日,只能见到他3首词作,在友人众多的和诗中可知其诗歌创作之丰富,风格之鲜明,但留至今天的诗完整的也只有3首。
      薛昂夫早年曾拜宋末元初著名文学家刘辰翁为师,而且在刘辰翁去世之后,与其子刘将孙师友关系往来不断,在辑录而成的今本刘将孙《养吾斋集》中,就留有关于薛昂夫的《薛超吾字说》和《九皋诗集序》,可见刘辰翁父子给予薛昂夫的影响之大。
      相对而言,他的散曲留世较多,前人论元曲名家往往在将薛昂夫、马九皋、马昂夫视为三人,合而为一之后,可知其散曲今存小令65支,套曲3组,颇能从中探究其创作个性。
      从薛昂夫生平仕履来看,他虽官职不很高,却一直过着平稳、富足的生活,散曲作品也很少有不平之气,时时表现出通透、洒脱的特点。他的散曲,留意山水风光,嘲讽历史人物,抒发清雅文士情怀,有时甚至写些“山民自乐”的本色之作。如[中吕·山坡羊]《西湖杂咏·四季》
   山光如淀,湖光如练,一步一个生绡面。扣逋仙,访坡仙。拣西施好处都游遍。管甚月明归路远。船,休放转;杯,休放浅。
   晴云轻漾,薰风无浪,开樽避暑争相向。映湖光,逞新妆,笙歌鼎沸南湖荡。今夜且休回画舫。风,满座凉。莲,入梦香。
   疏林红叶,芙蓉将谢,天然妆点秋屏列。断霞遮,夕阳斜,山腰闪出闲亭榭。分付画船且慢者。歌,休唱彻。诗,乘兴写。
   同云叆叇,随车缟带,湖山化作瑶光界。且传杯,莫惊猜,是西施傅粉呈新态。千载一时真快哉,梅,也绽开。鹤,也到来。
      薛昂夫善于捕捉自然景物的不同特点,并加以艺术性地表现,但他所要展示的并不仅仅是湖光山色,还应当有作者自己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这些作品给人以舒畅自然之感,有一种雄浑豪迈的气势。他一路做官,却一直将功名看得很淡,至少在文化态度上如此,他不止一次在曲中唱过对归隐的向往和隐居之乐:
   功名万里忙如燕,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白如练。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
——[正宫·塞鸿秋]
      除了在作品中一再表示要“了却公家事”,效法陶渊明隐居田园,赞美林泉雅致、江湖高蹈之外,他还利用组曲和套数篇幅长、容量大的特点,铺叙隐居之乐。
   坐听西掖钟声动,睡起东窗日影红。山林朝市两无穷,一梦中,樽有酒且从容。
——[中吕·阳春曲]《隐居漫兴》
      消减了英雄气概,淡泊了功名情怀,把世事勘破,过一天求一天自在,这种情调原本就是宋末至元代文人常有的思想倾向。而薛昂夫,则不但将其表现得朴实淳厚,本色当行。更重要的是这在并未亲历过田野村夫生活的薛昂夫来说,实在是一种向汉族文人精神表象主动靠拢的姿态。他将这种通脱而略带厌世的情调融入自己的精神生活之中,要表现的是一种陶潜式的淳朴、苏轼式的淡泊、李白式的洒脱及元代文人普遍的由愤世而引发的消极。如果说纯熟地驾驭汉语写作是他作为一个作家身份被认可的前提,那么,写作中这种综合性情调的流露则使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文人,一个元代的文人。从薛昂夫生平交游的传统文人、方外释道、官场友人等人文环境考虑,这一切正是他所追求的。
       薛昂夫并不是一个只会接受吸收汉文化,把自己装扮成汉族文人的作家,和元代所有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样,他在文化上的成熟,表现在他以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角度对汉族文化所进行的再创造。这一特点,在他的咏史怀古散曲中表现较为突出。历来咏史怀古之作,或评说历史人物、或登高揽古、抒发兴感,几乎已成定势,而其评说或抒怀的感情基础,则与传统思想文化内涵紧密相关。例如说到烂柯山王质遇仙,一般是叹世事变迁之快,感人生沧桑难料,天上一日,人间十年。薛昂夫则突破这种格局,彻底否认有神仙存在:
   甚神仙久占岩桥,一局楸枰,满耳松涛。引得樵夫,旁观不觉,晋换了唐朝。斧柄儿虽云烂却,袴腰儿难保坚牢。王母蟠桃,三千岁开花,总是虚谣。
——[双调·蟾宫曲]《题烂柯石桥》
      两首曲中,一则以诙谐口吻说神仙存在是虚谣,一则说两个下棋的道徒准是懒得供拜神仙,才在此下棋玩。借烂柯故事点破人生短暂、世局如棋,劝人莫争利害。两首之中都含有对“神仙”存在的善意否定,可知虽也借此感慨人生沧桑,却并不全盘接受故事背后的文化背景。
在他二十二首[朝天曲]中,对二十多个历史或传说人物作了评价:嘲讽董卓、讥笑刘邦、戏弄伯牙,旧文人眼中的叛臣逆子和封建道德典范,被他嘻笑怒骂,涉笔成趣。这二十多个人物故事均与元代戏曲故事有关,是薛昂夫看了戏之后作出的即兴点评。曲中时可见到薛昂夫的独到见解和脱俗之论。例如:
   假王、气昂,跨(胯)下羞都忘。提牌不过一中郎,漂母曾相饷。蒯彻名言,将军将强,良弓不早藏。未央,法场,险似坛台上。
      另有[双调·庆东原]《韩信》也是同主题之作:
   已挂了齐王印,不撑开范蠡船,子房公身退何曾缠?不思保全,不防未然,刬地据位专权。岂不闻自古太平时,不许将军见?
      “丙吉问牛”是讲宰相调理阴阳观察大气候的责任的故事,而薛昂夫却认为:
    丙吉,宰执,燮理阴阳气。有司不问尔相推,人命关天地。牛喘非时,何须留意?原来养得肥。早知,如好,杀了供堂食。
       他讥讽说丙吉问牛是牛长得肥,早知如此就该杀了吃肉。此外,他在咏伯牙摔琴、卞和献玉等各曲中,也表述了与传统观点迥异的看法。
       薛昂夫之所以对待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如此超脱尖刻的态度,一则在于他是就戏曲剧目而发议论,不排除戏曲演出时的诙谐效果;二则在于他较少受传统思想拘囿,特别是对历史材料在解释过程中越来越浓厚的传统约束,感受较轻,因而议论恣意挥洒,尖锐而不拘成法。
       薛昂夫这样从一个不受传统礼法思想束缚的角度重新看待历史文化,与汉族文人在“儒风式微”情况下,无奈放弃对传统的持执,两者合流而造就了元代文学中传统淡化的特点,过去的人们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为文化传统感到悲哀,事实上,还应有其另一面,即用另一种眼光去审视传统,它或许就带来了对传统的改变和突破,至少创造了许多改变和突破的思想契机。
       作为西域维吾尔人的后代,薛昂夫与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一样,既吸收了融入了汉民族文化之中,又在这种融合过程里表现了他们独有的创造性。这种融合的努力,既是一种个人的新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生活姿态,也是元朝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姿态,而这种对汉族文化创造性的发扬,则是历史上各民族为中华文化发展过程所做的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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